当第二天韩沥穿着郎官玄色文服出现在郎中令署的时候，不出意外地迎接了不少翻白眼和幸灾乐祸的笑容。
有人当着面扯着嗓子调侃，说他第一天就坏了规矩，以后还怎么在朝堂上混。
有人侧过身子，压低声音跟旁边的人说话，嘴角扯着，眼睛却不往韩沥这边看，那声音恰好能让周围人都听见，又恰好不至于传到上头耳朵里。
更多的人什么也没说，但那副高高在上的轻视态度明晃晃地挂在脸上——眼尾扫过来一下，又收回去了，像看一块被扔在路边的脏抹布。
一个十八岁的韩国年轻人，第一天交上去十几份调呈出了风头，第二天就被上头冷处理，这不是失了王上圣眷是什么？
这种人在郎中令署待不了多久的。
很快就会被打发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去，做点无关紧要的杂务，然后慢慢地、安静地，从所有人的视线里消失。
不值得结交，不值得得罪，甚至不值得多看一眼。
韩沥却对每一个人都笑脸相迎。
该拱手的拱手，该点头的点头，那笑容不算热络，但也挑不出任何毛病——就像一个根本听不懂弦外之音的傻小子，别人说什么他都接着，别人笑什么他也不恼。
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倒让更多人看不起了。几个人在廊道拐角处撇着嘴，声音不大，刚好够传过来。
“韩国的就是韩国的，小国来的除了讲礼数，什么都不会了——可有用吗？呵！”
这话说得含混，韩沥当没听见，脚步都没顿一下。
因为他确实无所谓——今天也是他最后一天在议郎堆里上班的日子了。
但往后这些人，有可能是某个大人物手下的副官，有可能是谒者，有可能是地方官，有可能是博士，最不济也是未来某项事务的重要联系人。
被他们笑笑，他不会掉块肉。但要是哪天忍不住反击回去，把人得罪死了，也许将来某件需要协作的事务就会在某个不起眼的环节上遇到阻碍。
而这就是人治社会的最大桎梏——得罪人的成本，往往不在当下，而在很久以后你根本想不到的地方。
韩沥走到最角落的区域，在自己的案前坐下，展开黄纸，开始重新检查自己的六国客军策的补充文稿。
纸页上墨迹均匀，字迹沉稳，几乎看不出涂改的痕迹。
他满意地舒了一口气——昨晚宁愿不吃东西也要马上入睡，赌的就是早上脑子最清醒。
果然，今早起来一气呵成，在车上吃完早餐再赶到这里，精神头正好。
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在最后一刻把这玩意儿交给谒者，然后安安静静享受最后一点老干部式的退休生活。
因为他很快就要转行当保安和哨兵了。
他把黄纸摊在案面上，假装奋笔疾书地写着什么，实际上脑子里已经放空了。
这是一种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