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斯也结识了几名圈子内的学者，比如阿萨·格雷、玛丽·特里特和露西·哈特。
阿萨·格雷先生是美国植物学第一人，哈佛博物学讲席教授、哈佛植物园主任，达尔文在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他性格沉静、严谨、待人谦和，没有维多利亚时代学者普遍的傲慢，看重学识而非性别、出身，对待求知欲强的女性研究者十分宽容，不像哈佛其他教授排斥女性。
伊迪斯受邀进入了他的标本馆和植物园，很是大饱眼福。
玛丽·特里特是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野外科学家，常年在沼泽和森林里观察食虫植物和授粉昆虫，她的实践经验和达尔文的理论洞察相得益彰，是达尔文先生在美国最重要的通信人之一，与阿萨·格雷先生也有长年的学术往来。
露西·哈特是伊迪斯在参观哈佛博物馆的实验室里认识的。
她是一位古生物软体动物研究者，跟随丈夫在阿加西学派学习，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
她的实验台在博物馆后侧一间安静的实验室里。
实验室里展示的那些精细的软体动物标本和胚胎绘图，则让伊迪斯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在古生物学领域的精妙研究。
据说她已经在《美国博物学家》上发表过好几篇论文——这个成就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因为女性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很难有知名度。
但她的研究质量极高，丈夫对她极为信任，让她负责整个软体动物胚胎发育的比较解剖学项目。
她不属于那个在英国常见的代投模式——她直接以本名发表，在波士顿学术界虽然算不上知名，但至少在比较解剖学的小圈子里没有人会质疑她的专业能力。
她告诉伊迪斯，她丈夫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一直持批评态度，但她自己的研究数据在客观上支持了物种变异的某些关键假设，这让她在学术立场和私人关系之间一度陷入困境。
她最终还是选择尊重数据，而不是遵从丈夫。
至于露丝·哈特提到的阿加西学派让伊迪斯有些感触，阿加西学派是美国反对演化论最核心的学术势力，主张物种不变论。
虽然他们的学术观点与伊迪斯不同，但那个时代能够允许女性参与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而且这个学派在冰川理论、比较解剖、动物分类、博物馆标本研究范式等方面还是有很多科学性的，培养了大量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露丝·哈特跟伊迪斯在哈佛博物馆实验室里经常进行关于物种变异与环境关系的讨论。
这给了伊迪斯很多论据来源和思考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