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纳接过纸条低头扫了一眼，郑重地折好放进外套内袋里。
旁边一个剑桥学生探过头来问“那篇论文真的是修士发的吗”，被他的同伴用胳膊肘轻轻捅了一下。
“我回去就写信给奥地利期刊方面，向他们索要这篇论文的副本，”萨姆纳的语气已经完全变了，“如果这个遗传因子模型确实成立，那它补上的不只是达尔文理论的漏洞。它可能改变整个生物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是要问——班纳特小姐，我在社团活动成员资料中看到您是更倾向选择文科专业，为什么会知道一篇发表在地方期刊上的植物学论文？”
“我对文科感兴趣并不代表我就不对理科感兴趣。而且这篇论文从发表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知道它的人寥寥无几——不是因为它的实验不扎实，正相反，它有来源清晰的实验数据，只是因为发表它的期刊太小，作者也不是大学里的教授。如果一个真理的发现者恰好是个修道院里的修士，而他的发现又恰好发表在了一本没人在意的期刊上，那么，真理是不是就不算真理了？”伊迪斯反问他。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是可重复、可验证、有精准数据支撑的实验，伊迪斯完全不怕质疑。
实际上，孟德尔确实填充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空白。
演讲厅里没有人回答。
而UCL社团的十几个同学用炽热佩服的目光盯着伊迪斯。
萨姆纳沉默了片刻，用一种跟开场时截然不同的郑重语气说：“如果是真理，迟早会被重新发现的。如果不是，那就更值得重新检验。希望这篇论文经得起验证。”
伊迪斯迎上他的目光，微微一笑，“希望如此。”
交流活动结束后，萨姆纳主动走过来跟伊迪斯握了手，然后夹着他的笔记本匆匆离开了演讲厅，大概是去查证她提供的文献出处。
UCL社团的同学们则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表达着对刚才那场交锋的兴奋。
多塞·迪格比——那个戴着厚框眼镜的三年级社团负责人，激动得镜片都快滑到鼻尖上了：“班纳特小姐，您刚才简直是单枪匹马拯救了整个达尔文主义！”
“只是恰好知道一篇还没被充分重视的论文。”伊迪斯有些无奈地说。
收着点吧大哥。
现在还在别人的地盘上呢。
迪格比显然没有听进去，他正在用一种极其认真的表情跟旁边一个一年级的女生说“班纳特小姐是我们社团的宝贵财富，以后所有的校际交流活动都要请她参加”，那个女生一边点头一边用一种混合着崇拜和好奇以及夹杂着骄傲的目光看着伊迪斯——她叫贝迪·格雷，是伊迪斯室友玛丽格特的好友之一，也是当初热情拉伊迪斯入团的人。
当天下午，他们回到了剑桥小镇上的一家旅馆。
因为交流活动大概持续三天，所以他们提前找好了地方居住。
旅馆不大，是一栋两层木结构建筑。
老板娘是个圆脸的中年妇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一边给他们分配房间一边絮絮叨叨地抱怨剑桥的学生又把镇上的啤酒喝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