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写日记，而是开始写一封长信——写给霍顿小姐。
“亲爱的霍顿小姐：
我今天回到家，看到了您的辞职信。
说实话，我不意外。
我知道，朗伯恩这个小花园，困不住您。
您教了我七年多。
您教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女人不能上大学？为什么女人不能有自己的财产？为什么女人必须结婚才能被社会承认？为什么一个女人的价值要用她丈夫的年收入来衡量？
质疑这个世界也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不肯改变的人，不是我们。
听说您要去为千千万万个‘我们’争取权利。
我为您感到骄傲，也为曾经是您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霍顿小姐，我这些天一直在想——您到了伦敦之后，打算怎么做呢？
我想了很久，有些想法，也许不成熟，但我还是想写下来给您看看。”
伊迪斯停笔，想了想接下来的内容。
她前世在大学里读过女权运动相关的历史，知道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女性争取权利的各种策略。
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走了弯路的。
她不可能把一百多年后的理论直接搬过来，但有些核心的、普适的经验——关于组织、宣传、联合、策略——是可以适用的。
她继续写道。
“第一，关于说话的方式。
我读了一些书，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一件事，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来，人们接受的程度完全不同。
如果您直接说女性应该和男性平等，很多人会皱眉头，觉得您在挑战上帝的旨意、颠覆社会的根基。但如果您换一种说法——女性的智慧和能力是这个国家一半的财富，如果把这笔财富浪费掉，英国就输给了法国，也许那些反对的人就会想一想。
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也用了这个办法。
我不直接写你要相信科学，我写一个故事，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您要做的事情，本质上也是在讲故事——讲一个关于公平、关于进步、关于英国未来的故事。把道理藏在故事里，比直接喊口号更容易让人接受。”
伊迪斯在这里停了一下，想起了前世学到的“框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