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奉天的晚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吹透了林荫道两旁的枯树枝。
赵书尧挂断电话，将手机揣回兜里，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最顶端，朝着第二教学楼的行政办公室走去。
他步伐很慢，并不着急，脑海中那段关于“前世留校”的记忆正一点点浮现上来。
上一世，他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这个留校名额，结果呢？
留在历史系当一个助教，拿着三千五百块的死工资，每天要给院里的几个老教授端茶倒水、整理讲义，最要命的是，北方的明清史研究圈子，早就被那一套固化的关系网焊死了。
他想写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上面要他写清初的经济复苏；他想研究“嘉定三屠”的地方志，学刊的主编直接把他的论文打了回来，理由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大局”。
不抹黑大明，也不去粉饰满清，这种最基本的史学客观态度，在那个论资排辈的体系里，竟然成了一种罪过，他憋屈最后熬成了一个头顶地中海、整天唉声叹气的讲师。
既然重来一次，这桌子，他掀定了。
踩着水磨石楼梯，赵书尧来到了二楼走廊尽头，门上挂着“历史系副主任办公室”的铜牌。
停在门外，深吸了一口气，将脸上那股桀骜的冷意彻底收敛，嘴角向下压了压，换上一副极其诚恳、甚至是有些懊悔的表情。
抬手。
“咚咚。”
“进！”门内传出一个中气十足，却明显带着怒意的声音。
赵书尧推开门。
面积不大的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茶垢味和烟草味，张建国坐在那张办公桌后，五十多岁的年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此刻，他正伸手捏着眉心，办公桌上那份写着《2016届优秀毕业生留校推荐表》的文件，被他用一根红蓝铅笔用力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看到赵书尧走进来，张建国停止了揉眉心的动作，视线在赵书尧那张平静的脸上停留了两秒。
这两秒钟里，张建国的眼神变了三次，先是恨铁不成钢的恼怒，接着是确认这小子没缺胳膊少腿的释然，最后又迅速板起脸，重新披上那层严厉的外衣。
“赵书尧，你行啊。”张建国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指尖在桌面上点了两下，声音沉得能滴出水来，“我教了快三十年书，带出过一百多个研究生，敢在公开讲座上，当着五百多人的面，把主讲教授指着鼻子骂进重症监护室的，你是开天辟地头一个。”
赵书尧老老实实地站定，双手交叠放在身前，低着头，一副任打任骂的乖巧模样。
“你哑巴了，刚才在报告厅里，你不是舌灿莲花吗，你不是能把死人说活，把大清十二帝扒得什么都不剩吗？”张建国站起身，双手撑在桌面上，胸膛剧烈起伏着，“怎么这会儿知道低头了，你真觉得你赢了？”
赵书尧依旧不说话，只是用一种极为无辜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导师，他知道，这时候绝对不能顶嘴，老头这是在发泄心里的后怕。
“你以为你读了几本地方志，算了几本亏空账本，你就是全天下最清醒的人了？”张建国绕过办公桌，走到赵书尧面前，手指指着窗外的夜色。
“赵书尧，你也不看看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奉天，往北走两百公里就是赫图阿拉，是人家满清发家的大本营！”张建国的声音压低了，语速却越来越快，透着一股直白的现实主义。
“你以为别的教授看不出他阎崇年那套漏洞百出的说辞？你以为学界就没有明白人？”张建国指着赵书尧的鼻子，“大家为什么不说话，因为人情世故，因为学术资源就这么点！”
“他阎崇年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北方这几个省市走动，他敢去临安吗，他敢去金陵去讲他那套‘扬州十日是迫不得已’的理论吗，他不敢，他在南方得被人拿臭鸡蛋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