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旁边的班长姓陈，河南人，比他大四岁，笑起来露八颗牙。
那天晚上，陈班长把自己的冻土豆掰了一半塞给他。
“小周，吃。”
“班长，你也没吃。”
“我不饿。”
陈班长缩在散兵坑里，把仅剩的半截蜡烛点着了，火苗只有指甲盖大，映着他冻得发紫的脸。
“班长，你说以后咱们国家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到处都亮着灯？”
“肯定能。”
班长说。
那时候他不信。
第二天早上，敌人的炮弹落下来了。
陈班长扑过来，把他按在坑底。
弹片削掉了陈班长半个后脑勺。
十九岁的周德顺趴在血泊里，耳朵嗡嗡响，什么都看不见。
等他睁开眼，陈班长已经没了呼吸，还保持着扑过来的姿势，手里攥着那半截没烧完的蜡烛。
那截蜡烛，周德顺揣了七十一年。
现在就放在堂屋的神龛上，旁边摆着陈班长的遗物，二十三岁的年轻面孔，笑起来露八颗牙。
电视里的画面还在播。
全国的灯火，一片一片地亮。
比蜡烛亮。
比煤油灯亮。
比什么都亮。
“爷爷，你哭了！”
小男孩慌了，冰棍掉在地上，两只手去够老人的脸。
周德顺的眼泪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一滴一滴掉在军绿色毛毯上，洇成深色的圆。
他没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