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顺着古人的注疏去写，而是从本朝说起，再联想到自己亲眼所见的那些，老师说的知行合一，不就是最好的注脚吗？
苏辙的号舍里，他正襟危坐，提笔在草稿纸上写着。
与苏轼不同，苏辙的经义写得更扎实，不追求辞藻华丽，而是一步一步地推演，从《尚书》的原义出发，引《孟子》的民为贵、《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层层递进，最后落到本朝的民生之策上。
林予襄则提笔写道：
“学生闻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君之有民，犹舟之有水也……”
江世怀亦有自己的一番见解，洋洋洒洒写完，并不觉得难。
第二场，策论。
“问：治国之道，宽与猛、古与今、法与人，三者当如何权衡？”
不是泛泛地问如何治国，而是直接抛出了三个最核心的矛盾：宽仁与刚猛、古法与时宜、制度与人才。
答得好，可以写出花来，答不好，便是空话连篇。
苏轼他没有急着下笔，先闭目沉思片刻：这篇文章的主脑是什么？
他提笔在草稿纸上写下四个字——因时制宜。
随即铺开卷子，运笔如飞。
“学生闻治国之道，不可执一。宽与猛、古与今、法与人，皆非对立，实相济也。”
宽与猛，他认为当如四季之更迭，春生秋杀，各有时节……
古与今，他引用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主张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不是古人不好，是时势变了。
本朝之所以强于前朝，除大宋帝王励精图治外，正在于敢于变法，为政者知“变通”二字，不泥古，不妄变，以时势为尺度。
法与人，他写“徒法不足以自行，徒人不能以久持。”
再好的法令，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也是空文，再贤能的人，没有制度约束，也会生乱。所以，要选贤任能，也要明法严纪。
洋洋洒洒千余言，文气纵横，引经据典如探囊取物。
苏辙看到这道题时，先在草稿纸上列了一个提纲。
宽与猛，先分析二者各自的利弊，再提出以中道调和。
古与今，主张“法古而不泥古”，以古人之法为参考，以今人之需为准则。
法与人，则认为法为本，人为辅，制度是基石，人才是关鍵，但制度比人才更可靠。
此外，他更是以《礼记》“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来论证宽猛相济，以《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来论证古今变通，以《荀子》“有治人，无治法”来论证选人的重要性，又补充“无治法，则治人无所措手足”，强调法与人不可偏废。
整篇文章如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每一个论点都有出处，每一个结论都有推演。
这一次，江世怀有些难以下笔了，可没办法，会不会的，也只能硬着头皮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