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冯琦出发前夜，江琰连夜写就两封奏书。
第一封是战报与和谈详情。
他将海战经过、谈判策略、达成条款悉数写明，并提出在博多津、长崎两地设立“特辖商埠”之议，划出固定区域，由大宋派遣官员管理，施行宋律，驻军保护，但名义上仍尊日本主权，每年缴纳租金。
他建议朝廷尽快委派精通贸易、熟悉夷务的官员前来接手，并请准在两地常驻水军三千，以震慑宵小。
第二封是请罪密奏。
他坦诚抗旨出海之过，但陈明战机稍纵即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苦衷，字字恳切，却又不失风骨。
江琰将火漆封好的信函交给亲兵，“选快船两艘，直发楚州（今连云港）。上岸后换快马，六百里加急，直送汴京。务必在冯琦谈判结果传回前，送至御前。”
“卑职明白！”亲兵领命而去。
十月初一，冯琦率船队前往京都。
与此同时，江琰开始在博多津推行新政。
他颁布《博多津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取消少贰氏时期的苛捐杂税，实行统一关税；设立市舶司，管理往来商船；招募本地衙役，维持治安；开仓放粮，救济贫民。
初时，百姓将信将疑。
但当救济粮真发到手里，当往日横行街市的武士被宋军抓起，当商船开始重新进港，人们渐渐相信，这个宋国来的官员，或许真不一样。
十月十八，第一批宋国商船抵达博多津。
船上满载丝绸、瓷器、茶叶，还有江琰特意要求带来的种子、农具、书籍。
码头上，商人云集。
宋商带来的货物被抢购一空，日本商人带来的漆器、刀剑、珍珠，也卖出了好价钱。
市舶司按货值收取百分之五的关税，一日下来，竟有上千两银子入库。
看着账册上数字，江琰知道，这条路走对了。
商业繁荣，是最好的安抚剂。
当人们能从新秩序中获利，他们就会拥护新秩序，反对旧秩序。长此以往，日本朝廷还有什么归心力可言。
十月二十，冯琦从京都归来。
谈判成了。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特许榷场期限五十年，可续约；石见银矿，日本朝廷占两成五股，不参与管理；宋军在博多津、长崎驻军不超过三千；大宋与日本恢复邦交，互派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