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地主们有的客气，有的不客气。客气的人请她进去喝茶，不客气的人让她站在门厅里，连坐都不让。
她把那份方案从文件夹里取出来，摊在桌上。两份。一份是现金补偿，按照土地面积和地力等级计算，一亩地多少钱，列得清清楚楚。另一份是土地入股——把被征用的土地折价算成铁路公司的股份，铁路修好了赚了钱，按股份分红。
“现金是一次性的。”她的声音不高，可每一个字都很稳，“拿了，地就不是你的了。入股是长期的，铁路修好了，每年都能分到钱。分多少，看铁路赚多少。”
那些地主们低头看着那份方案。有人伸出手，手指在那些数字上慢慢移动，像在抚摸什么。有人皱着眉头，把那份入股方案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有人问“铁路真的能赚钱吗”，有人问“万一亏了呢”，有人什么也不问，只是坐在那里，沉默着。
那个蹲在田埂上看木桩的老先生，选了入股。他把那份协议签了，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然后落下去。签完了，他把笔放下，看着伊丽莎白。
“我祖父要是知道了，大概会骂我。”他的嘴角弯了一下，“可我祖父没见过火车。”
伊丽莎白把协议收好。老先生送她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看着她上了马车。马车动了，车轮碾过石子路，他忽然喊了一声。
“赫歇尔夫人，火车什么时候能通？”
伊丽莎白从车窗里探出头。“快了。等铁轨铺好，就通了。”
老先生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站在那里，看着那辆马车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树丛后面。风把那截系在木桩上的红布条吹得飘起来，像一只小小的手，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挥着。
达西是在彭伯里的书房里读到那份报纸的。
外面下着雪。今年的雪来得晚，可来了就不肯走。彭伯里的草坪被盖得严严实实，白茫茫的一片，只有那些老橡树还露着深色的枝干。乔治安娜和达西夫人在客厅里烤火，偶尔传来说笑声，远远的，轻轻的，像另一个世界的事。
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那份从伦敦寄来的《泰晤士报》。报纸走了好几天，纸页有些皱了，油墨蹭在手上有一种很淡的、干涸了的气味。头版上印着那行标题——“议会通过铁路建设议案，大规模铁路网即将动工”。
他读得很慢，一行一行地读。读那些关于路线规划的段落，读那些关于补偿方案的争论，读那个叫查理曼的议员站在议事厅中央说的那些话——“那些挤在济贫院门口的人，他们的命也是祖上传下来的。”
他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雪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玻璃上，很快就化了。他想起很久以前，在罗辛斯的那间书房里，他坐在她对面。她刚从花园里回来，裙摆上还沾着草屑。他问她怎么看那些工厂主，她靠在椅背上，手指在茶杯沿上转了一圈。
“他们太蠢了。”她说，“迟早会有危机，让他们着急为难。”
那时候他以为她只是说说。一个写侦探小说的年轻姑娘，对经济能有多少见解呢。她说的那些话——产能过剩，市场饱和，殖民地竞争，生产危机——他听进去了，可他没有全信。不是不信她，是不信那些听起来太遥远的东西会真的发生。
后来股市疯了。所有人都在买，所有人都在赚。那些运河股票、矿业股票，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往上涨。他想起她说过的话，犹豫过。可他也没有卖——不是贪，是不敢。怕卖了之后它还在涨，怕自己成了那个在狂欢结束前提早离场的傻瓜。
再后来，股市崩了。他站在彭伯里的书房里，手里拿着那份从伦敦寄来的报纸，读着那些银行倒闭、储户挤兑、有人从交易所楼顶跳下去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