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年纪大了。”国王的声音轻了些，像在说给自己听，“未来终究是我女儿的。”
利物浦伯爵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应该考虑考虑，给自己多留下些政治资本。”国王转过头看着他，“适当的妥协，辉格党会记住你的付出。明白吗？”
利物浦伯爵看着国王。炉火把国王那张浮肿的脸照得忽明忽暗，那些松弛的皮肉，那些浑浊的眼睛，那些被酒精和岁月一起磨掉的棱角。
可此刻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愤怒，不是怨恨，是那种——一个人知道自己快走到头了，开始想给身后留点什么东西——的光。
利物浦伯爵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很长，像一个人在水下憋了很久，终于决定浮上来了。他点了点头。
“陛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勘测队是议案通过后第三天出发的。
他们从伦敦来，坐着一辆灰扑扑的马车。车厢里塞满了工具：标尺、罗盘、成卷的图纸，还有一只装着墨水瓶和羽毛笔的旧皮箱。
领队的那一位叫霍普金森，四十来岁，脸被风吹得粗糙泛红。他在运河工地上干过，在矿山边上干过，如今来修铁路了。
马车在镇子口停下来。霍普金森跳下车，展开那张被折了无数次的图纸，眯起眼睛对着远处的山坳看了看。然后他卷起图纸，朝身后的几个年轻人一挥手。
“从这里开始。”
他们扛着标尺，踩着还没化净的雪，走过那些收割过的麦田和光秃秃的树丛。标尺插进土里，罗盘对准方向，图纸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线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地上的木桩和石灰印。
木桩是新的，削过的茬口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白。石灰印被风吹散了一些，可还是能看出来，一条线，从镇子东边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消息比勘测队跑得快。那些沿线的地主们早就在等着了。他们站在自家的田埂上，看着那些扛标尺的人从远处走过来，从自己的地里踩过去。那些脚印踩在刚化过雪的泥里，一个一个的，深深的，像盖了什么印章似的。
一个穿深色旧外套的老先生蹲在田埂上，看着那根刚插进他家麦地里的木桩。木桩上系着一小截红布条，风一吹就飘。他没有骂人，只是蹲在那里看着，像看一个闯进他家里、赖着不走的陌生客人。过了很久，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泥。
“我祖父在这里种了一辈子麦子。我父亲也种了一辈子。我也种了一辈子。”他顿了顿，“现在他们要在这里跑火车。”
旁边的人没有说话。风把那截红布条吹得猎猎响。
补偿方案是伊丽莎白带着人一家一家去谈的。
她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那些人找上门。她坐着马车，沿着勘测队画出来的那条线，一家一家地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