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找了医生。医生切开尸体，指着颅骨上那个圆形的洞，说这是钝器击打造成的。
她找了昆虫学家。老头用尺子量了那些蛆虫，翻开笔记，算出死亡时间，把男人的不在场证明撕开一个口子。
她把这些证据带到法庭上，把那个贵族扯到了审判席上。
可这就是全部了。
陪审团都是男人。贵族男人。
他们穿着深色的外套，领巾系得一丝不苟，坐在那里，看着被告席上那个同样穿着深色外套、领巾系得一丝不苟的男人。
他们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一起打过猎，在同一个俱乐部里喝过酒。他们不会说“我认识他，所以他不该死”。他们只会说“证据不足”。
法官是法官。可他也是贵族。
他和被告的父亲是老相识。他在法庭上没有笑，没有皱眉，没有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他只是偶尔点点头，偶尔翻一翻桌上的文件，偶尔咳嗽一声。可那些点头，那些翻文件，那些咳嗽，都在告诉陪审团——这个案子，没什么好审的。
她写了一封信。不是写给报社的，不是写给法官的，是写给那个女人的家族的。她写了医生的发现，写了昆虫学家的证词，写了法庭上的每一个细节。
她写了那个女人身上的瘀伤，旧的，新的，叠在一起的。她写了那些被忽略的蛆虫，那些被嘲笑的话。她把真相，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装进信封，封好，叫来一个信差。
她等。
等了几天，几周。没有回信。她又等。
后来她听说，那个女人的家族，和那个男人的家族，私下谈了一笔钱。不是赔偿，不是道歉，是“监护不当”。
一笔钱。那个女人的性命，最后就是一笔钱。
也许还有别的资源交换，不是她能知道的。
十几日后，玛丽写完了这个故事。
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又下雨了，细细密密的，打在玻璃上，沙沙的。书房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和她自己的呼吸。
她盯着桌上那叠稿纸，看了很久。那些字，那些虫子，那些在法庭上笑着的男人，那些被丢在乡下的女人。她写了，可写完了，心里却空落落的。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雨丝飘进来，凉凉的，落在她脸上。她站了一会儿，又坐回去，拿起那叠稿纸，翻到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