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
你的角色死了。
游戏没有结束。
镜头缓缓升起，俯瞰普里皮亚季，那些你从未被告知的事，正以像素的形态沉默呈现：消防员徒手捡拾石墨块，孕妇在放射尘埃中排队领取“碘片”，官员在电话里反复说着“一切在控制中”。
游戏结尾，你以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身份重返禁区。
三十年过去，森林重新占领街道，野马在废弃的摩天轮下奔跑。
屏幕角落出现一行小字：
“他们告诉你灾难已经过去。”
“但他们没有告诉你，同样的谎言仍在北海，在墨西哥湾，在每一个名字念起来像进步的地方继续。”
《切尔诺贝利的春天》在科隆游戏展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但三个月后，它在德国的销量突破50万份。
一年后，它被翻译成17种语言，在欧洲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禁忌阅读”现象。
教师们在学校禁止讨论这款游戏，于是孩子们在家里的地下室偷偷通关。
游戏论坛上出现了一种新句式：“这是游戏，也是档案。”
“玩过切尔诺贝利之后，每次看到BP石油的标志都会想起那只驯鹿。”
九黎的投资回报率是：50万美元开发成本，换来一代欧洲年轻人潜意识里“西方工业=隐瞒=谎言”的条件反射。
克劳斯在季度汇报中写道：“他们不会因此走上街头。”
“但他们会在看到石油公司赞助环保展览时，下意识地问：这家公司三年前有过多少次泄漏事故？政府知道多少？什么时候告诉我们？”
“疑问不需要答案，疑问本身就是答案。”
93年5月，戛纳电影节。
《北海之泪》入围“一种关注”单元，被安排在午夜展映单元，这是电影节最边缘的档期，通常是先锋实验电影和政治敏感题材的收容所。
但放映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持续了七分钟。
这是九黎“叙事实验室”与柏林遗产网络合制的第一部动画电影，也是影评人从未见过的类型。
全片87分钟，没有任何反派。
反派是看不见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