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说美国生活方式不向谈判开放，是全世界的头条。”
“如果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吭声，头条就是峰会平淡收场。”
汉娜递过一张纸条。
“明天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签字仪式，美国代表团不会出席。”
“我们需要你们的人在签字后，立即召开记者会，不要骂美国，要感到遗憾，为地球遗憾，为人类遗憾。”
“语气要沉痛，不要愤怒。”
顾问看了纸条，上面是预先拟好的三句英文：
“美国缺席的地方，不是签字的空白，是领导力的真空。”
“世界等了十二年才等到里约，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等到华盛顿。”
“我们不是来谴责，我们是来邀请，邀请美国加入人类共同的未来。”
“这不是谴责，”顾问抬起头，“这是挽联。”
“是的。”汉娜说，“挽联比骂街更让人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153个国家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美国席位空置。
南方国家代表记者会的三句话，当晚登上《纽约时报》网站首页。
次日出现在巴黎，柏林，伦敦十七家报纸的评论版。
《卫报》专栏作家写道：“里约有许多沉默，但最响亮的沉默，来自那个空着的座位。”
92年6月中旬，里约峰会在妥协与失望中闭幕。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没有约束性减排目标，《森林原则声明》被批评为“空洞的废话”，《21世纪议程》所需资金连三分之一都没落实。
但九黎的战略室不关心协议文本。
他们只关心情绪的流向。
“美国成功被塑造成唯一的反派，”李征宇在跨洋电话中对克劳斯说，“现在需要第二步：让欧洲人质问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你们跟着反派走？”
“时间窗口？”克劳斯问。
“三周后，慕尼黑，G7峰会。”
“七国首脑坐在一起讨论经济，我们要让他们的麦克风里传进街上的口号。”
克劳斯沉默三秒：“三周足够，但我们需要一个引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