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黎兑现承诺：面粉先行运抵，技术人员驻村进行指导。
变化悄然发生：
原本被迫为军阀搬运物资的青年，现在忙着采摘藏红花。
原本闲置的妇女纺织合作社，重新响起织机声。
村庄有了稳定收入，长老们的话语权增强。
当伊斯梅尔·汗的部队试图向这些村庄征收“特别军费”时，第一次遭到了联合抵制。
长老们说：“我们的收入来自与九黎的合同。”
“如果你们强行征收，九黎会停止采购。”
“到时候，没饭吃的年轻人可能会加入你们的敌人。”
伊斯梅尔·汗最终妥协，转而与九黎谈判：
“我的控制区可以保证安全，但我要抽成，是作为‘安全服务费’，比例3%。”
林振山答应：“可以，但必须写入合同：这3%必须用于村庄道路修缮和诊所建设，我们会审计。”
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在形成：
经济收入赋予村庄谈判能力，村庄的集体选择约束军阀行为，军阀的安全保障换取合理抽成，九黎的订单维持整个循环。
89年8月，坎大哈，罂粟种植的核心区。
这里的逻辑更残酷：一公顷罂粟的收益是小麦的50倍。
对于挣扎在生存线的农民，没有道德选择题，只有算术题。
九黎团队带来了不一样的算术。
在坎大哈南部的村庄，试点项目启动：
方案A（针对已种罂粟的农民）：
九黎以市场价收购当年已收获的胶液，但必须签署承诺：明年改种指定作物。
收购的胶液不销毁，而是运回九黎，用于合法医疗用途。
方案B（针对愿意直接转型的农民）：
签署五年期“替代作物合同”，改种：开心果，甘草，黄芪等，九黎公司统一采购和销售。
当然也可以选择种植温室蔬菜，九黎提供大棚技术和冷链运输，销往中亚城市。
对于这些农民，九黎提供第一年全额生活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