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先生低头看了看怀表。他把表翻过来，用指甲轻轻摩挲了一下背面刻着的两个字。
深海。
“这两个字，”教书先生抬起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余则成的声音很平静，“他临走之前告诉我的。”
“他还告诉你什么了？”
“他说，延安。”
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
教书先生的手指停住了。
他抬起眼睛看着余则成。那目光不再是打量，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审视。像是在看一个人的灵魂够不够资格说出这两个字。
“你为什么要找我们？”
“因为我没有别的路了。”余则成说，“也因为我不想再走别的路了。”
“说得好听。”教书先生端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没有给余则成倒，“军统的人，嘴上功夫都好。你怎么证明？”
余则成从怀里掏出了第二样东西。
那本1940年的旧日历。封面卷了边，折角的那一页已经被取走了。但日历的背面，有一行娟秀的钢笔字。
“黄河之水天上来。”
教书先生接过日历，翻了翻。他认出了这行字的笔迹。
“这本日历，是左蓝同志交给你的。”他说。
余则成微微一怔。
同志。他叫左蓝“同志”。
这意味着教书先生知道左蓝的身份。也意味着这条联络线是真的。
“我不能立刻相信你。”教书先生把日历和怀表一起收了起来，“这些东西需要核实。你回去等消息。三天之内，如果我没有再联系你，你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余则成点头：“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