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如捣蒜，跟在苏言身后往临时收拾出来的会议室走。
汴京市官方派了个经信委的副主任过来，姓孙，四十出头。
汴京啤酒作为汴京市原“明星企业”，官方不可能不管。
已经跑路回国扔下一句“你们把门关了，都走吧”的新加坡资方代表，西装革履，表情却一直不大好看。
老陈代表员工，坐在长桌一角，手里捏着个保温杯，面色发苦。
苏言这边，就他和沈清辞，外加两个从京城带来的财务顾问。
四方坐在那张长条桌前，各怀心思。
外资方最光棍，新加坡人摊着手，一句“没钱”，从法律上你还真拿他没办法。
再说人家是外国人，执法都费劲。
孙副主任的诉求倒也干脆：第一，苏言接手后必须以生产啤酒为主业，不能买下地皮转头盖商品房；第二，必须安置原有员工，一千来人里头至少保证两百人以上的就业岗位。
外资方开价六千万，整个打包。
苏言没接话，示意财务顾问把评估报告摊到桌上。
汴京啤酒全部资产加起来，土地、厂房、生产线、品牌商标、配方，估下来八千万出头。
听着不少，问题是外债也超过八千万，加上近千名员工的安置费。
五百多个退休的，每人三五千，两百万打底。
五百个在职的，工龄普遍二十年以上。
按汴京当前普通工人月薪一千二的标准算，遣散费一人两万四，总计一千二百万。
所以这厂子才成了烫手山芋，无人愿意接手。
苏言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叩了两下，报了个数：“一百万，债务和员工安置我来承担。”
新加坡人的脸当场就黑了。
苏言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
“你也清楚，我要是不要，这厂子下一步就是走拍卖流程。
法院拍起来，撑死按六千万拍，还不一定有人要。
就算有人接手了，这钱还得先还债跟安置员工，你这边一分拿不到。
一百万虽然不多，好歹能落袋。”
会议室安静了十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