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半，李敬安提前离开了办公室。他骑上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瓶二锅头、两条大前门香烟，还有用油纸包着的两条腊肉。
穿过轧钢厂的大门，骑上熟悉的街道。秋风吹过，路边的杨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偶尔有几片飘落下来，在空中打着旋儿。
李敬安的父亲前两天特意交代过，让他去酒仙桥堂叔家看看。二堂弟中秋节后要结婚，家里忙，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堂叔一家都在东郊农场上班，大堂弟是拖拉机手，二堂弟是技术员，工作都不错，算是体面人家。
从轧钢厂到酒仙桥，骑车要四十多分钟。李敬安不紧不慢地蹬着车，看着路边的景色。北京城这几年变化不大，还是那些灰扑扑的建筑，还是那些穿着蓝灰色衣服的行人。但总有些地方在悄悄改变——新盖的楼房多了几栋，路上的自行车多了几辆，偶尔还能看见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呼啸而过。
快到酒仙桥的时候，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秋天的北京天黑得早，才五点多，天边就已经染上了一层橘红色。
堂叔家在一个老式的居民区里，一排排的红砖平房，每户都有个小院子。李敬安把自行车停在院门口，拎着东西走了进去。
院子里种着几棵枣树，这个季节枣子已经红透了，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墙角堆着煤球，码得整整齐齐。堂屋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正在播新闻。
“婶子！”李敬安喊了一声。
门开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探出头来，看到李敬安，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敬安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这是堂婶，个子不高，头像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对襟褂子，洗得发白，但很干净。
李敬安走进屋，把东西放在桌上。堂婶看到那些烟酒和腊肉，眉头皱了起来：“你这孩子，来就来，还拿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你堂叔知道了又得说你。”
“没什么好东西，就是一点心意。”李敬安笑着说，“二堂弟要结婚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些就当是添个彩头。”
堂婶拉着李敬安在桌边坐下，上下打量着他：“又瘦了。工作忙吧？吃饭怎么样？一个人住，可得照顾好自己。”
“我挺好的，婶子放心。”李敬安心里暖暖的。
“你叔他们快下班了，我这就做饭。”堂婶起身往厨房走，“今晚就在这儿吃。”
“我帮您。”
“不用不用，你坐着歇会儿。”堂婶摆摆手，“骑车过来累了吧？喝口水。”
堂婶去了厨房，李敬安在屋里坐着。这是一间典型的北京老式住房，面积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几张奖状，柜子上摆着一个三五牌座钟，钟摆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窗台上放着几盆花，有一盆月季开得正艳，红色的花朵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鲜艳。
六点钟，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门开了，堂叔和两个堂弟还有大堂弟的媳妇回来了。
堂叔李兴邦是个高大健壮的男人，五十多岁，皮肤黝黑，那是常年在地里劳作晒出来的。他看到李敬安，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敬安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今天下班早，就过来看看。”李敬安站起来。
大堂弟李敬堂和二堂弟李敬亭也都围了过来。大堂弟和堂叔一样，身材魁梧，说话声音洪亮；二堂弟则斯文一些，戴着副眼镜，书生气十足。
“哥，你来了！”二堂弟李敬亭高兴地说，“正好，我还想找你商量结婚的事呢。”
堂叔看到桌上的东西，脸色沉了下来：“敬安，你这是干什么！每次都拿东西，下次不许这样了！”
“叔，就一点心意。”李敬安说，“敬亭要结婚了，我当哥的不能什么都不表示。”
堂叔叹了口气，拍了拍李敬安的肩膀：“行了，下不为例。”他又转头对堂婶说：“把腊肉也炒了，今晚加个菜。”
堂婶在厨房里应了一声。弟媳也去了厨房帮忙。
晚饭很丰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