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宣布不可抗力，可以冻结在英国境内的资产，议会明天早上就能给我一部紧急法案。但那个人——那个远星资本——他手里的ISDA主协议，白纸黑字写着，任何争议由纽约南区法院管辖。"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桑茨说，"如果他决定不认我们的冻结令，他不需要来伦敦告我们。他可以在纽约起诉苏格兰皇家银行、起诉巴克莱在美国的分支、起诉这些银行在美国的每一笔资产、每一个账户。而纽约的法官，不会因为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紧急法案，就撕掉一份在他辖区内合法有效的合约。"
"那部我们连夜通过的紧急法案，"
桑茨说，"在纽约南区法院里，一文不值。"
阿克曼在自己那一格里，缓慢地靠回了椅背。这是他今晚第一次做出一个放松的、或者说泄气的动作。
"他说得对。"
阿克曼说，"我们可以冻结欧洲。我们冻结不了纽约。而只要纽约不冻结，那台机器就还在转。我们躲在自己的辖区里不对冲，纽约那三家照砸不误，价格照跌，我们的敞口照样在扩大——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手绑起来，然后站在那里挨刀。"
于是这场绕了一大圈的争吵，终于收敛到了那个从一开始就在房间里、但被所有人本能地绕开的名字上。
不是陆泽。
是华盛顿。
"所以，"施泰因布吕克说。他在阴影里坐直了身体，台灯的光爬上来一点，照到了他的下半张脸，"无论我们选哪条路，都缺同一样东西。"
"认定价格无效——需要美国一起认，否则我们是唯一赖账的人。"
"约束银行不对冲——需要美国摁住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否则我们绑住自己的手站着挨刀。"
"冻结合约——需要美国的法院不受理那个人的追诉，否则我们连夜通过的法案在纽约就是废纸。"
他环视那五个方格。
"三条路，尽头是同一堵墙。美国。"
没有人反驳。因为没有什么可反驳的。这是这一夜里唯一一件被彻底想清楚了的事。
"而这堵墙，"施泰因布吕克说，他的语气重新变得笃定起来，笃定到几乎轻松，"我不认为它会挡我们的路。"
"汉克·保尔森欠那个人的钱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多。高盛欠得最多，摩根士丹利已经在生死线上。保尔森当了三十二年高盛的人。你们真的相信，他会眼睁睁看着华尔街被一个二十六岁的做空者抽干？"
"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有理由，认定那个价格不成立。"
书房里的德国财政部长第一次露出了一点接近于笑的表情。
"我们不是在求美国帮忙。"
他说，"我们是在跟一个和我们坐在同一条船上、伤得比我们还重的人，商量怎么一起把船划回岸边。这个电话，不会难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