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红霞在那天晚上把赵大彪的东西收拾好了。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双旧布鞋，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桶。
保温桶是银色的，盖子已经盖不严了，她把保温桶抱在怀里，桶是凉的。
她坐在床沿上，看着那张空了床，床头柜上还有半杯没喝完的水，枕头上还粘着有一根脱落的头发。她伸手把那根头发捡起来，握进手心里。
窗外的天开始亮了，从黑变灰，从灰变白。鸟在叫，远处谁家养的鸽子，咕咕咕的，叫得人心里发慌。
韦红霞站起来，把赵大彪的东西装进塑料袋里，拎着走出病房。
走廊里已经有护士在走动，推着车，声音很轻，轮子碾过地砖，咕噜咕噜的。
她从那些声音里穿过去，走到电梯口，电梯门开了，里面没有人，走进去按了一楼。
光洁的电梯壁上映出她的脸，灰白的，没有表情。
走出住院楼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
她在那片暖洋洋的阳光里站了很久，然后走到医院门口的花坛边坐下，把塑料袋放在脚边，从口袋里掏出赵大彪留下的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
纸已经被她捏皱了，字也模糊了，但她认得每一个笔画。
她对着那张纸条说话，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大彪，你怎么说话不算话？你说要帮我种萝卜的，你还说新房子装好了门窗，你住靠南的那间。你说你帮我砌墙盖瓦，你借我那么多钱，你帮了我那么多，你连一声谢谢都不要就走了。”
韦红霞把纸条贴在胸口上，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扯开了嗓子嚎啕大哭，像一只被踩住了尾巴的猫。
那天上午韦红霞没有去足疗会所，也没有去旅馆。
她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哭了很久，哭到阳光从东边移到西边，手机响了无数次都没有接。
谭姐来了，蹲在她面前，把手放在她头上，一下一下地摸着。韦红霞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她。
“谭姐，他死了。”
谭姐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抱住韦红霞。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哭。
赵大彪的遗体被送往殡仪馆。韦红霞没有跟车去，她还有一件事没做。
她回到病房，把赵大彪的病历从护士站复印了一份。
厚厚一沓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检查结果、用药记录、手术记录。
她看不懂那些字，但她看得懂最后的死亡证明。赵大彪，胃癌术后，坠楼。
韦红霞把那沓纸装进塑料袋里，拎着赵大彪的东西，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阳光刺眼，她眯着眼睛看着那辆开往殡仪馆的面包车慢慢地驶出医院大门，拐上主路，汇入车流。
她没有叫车，也没有打电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辆车越走越远，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银色的点，被来来往往的车辆吞没了。
韦红霞在想，赵大彪从五楼跳下去的那一刻，在想什么？
也许在想她，也许在想那间靠南的、阳光最好的房间。也许在想，下一世怎么报答她。
她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她只知道，从今以后，她欠赵大彪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