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躺了一会儿，然后爬起来，穿上衣服，把三张一百块和一张二十块的小费叠好，塞进内衣里。她走出旅馆，夜风很凉，吹得她打了个哆嗦。
韦红霞没有回村，而是直接去了县医院。
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病房的灯已经关了，走廊里只有应急灯亮着，昏昏黄黄的。她轻手轻脚地走进病房，刘平奎已经睡着了，呼吸声很重，但很平稳。
她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一张一张地数。
三百二，加上赵大彪给的一千，加上昨天剩下的几百块，一共不到两千块。离五千还差三千多。
她把钱重新收好，握住刘平奎的手。
刘平奎的手在睡梦中动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握住了她的手指。
韦红霞低下头，在他的手背上轻轻亲了一下。
“平奎，”她小声说，“你不能死。你死了，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刘平奎没有回答。他睡着了，也许梦见了什么，眉头微微皱着，嘴唇动了几下，像是在说什么，但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韦红霞趴在床边，闭上了眼睛。
明天还有三个客人。
后天还有。
大后天还有。
只要刘平奎还活着，她就不会停。
韦红霞在县医院陪了刘平奎五天。
五天里，她白天在医院照顾，晚上回镇上接客。
每天往返于县城和乡镇之间，坐最便宜的面包车，一趟十五块，舍不得花。
有时候赶不上末班车，就走路。从县城到镇上，二十多里路，她走了一个半小时。
脚上磨出了血泡，她用针挑破，挤出水，贴上创可贴，第二天继续走。
周五金给她安排的客人越来越多。从一天三个加到一天四个，有时候五个。客人什么时间都有，有的早上六点就要，有的夜里十二点才来。
韦红霞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随时待命。她不敢关机，怕错过任何一个客人，怕少挣任何一分钱。
她的身体开始发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