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初的那个时间点上，能把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拿回来，已经是那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外交上能够打出的最好的牌了。
而外蒙古，那是一个更沉重的话题，沉重到即使在身边只有自己人的时候，教员也只是轻轻提了一句，便没有再往下说。
台北，士林官邸。
常凯申看着天幕上的内容，身体缓缓地、一寸一寸地向后靠去，最终颓然坐在了身后的藤椅上。
那把藤椅是他从溪口老家带来的旧物，跟着他走过了重庆的雾、南京的雨、台北的风，此刻在他身体的重量下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
让步了，斯大林居然对教员让步了。
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这三个名字，像三根钉子一样钉进他的胸口，那是他在1945年亲手签字让出去的地方。
他用毛笔在条约上写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天，他告诉自己这是迫不得已，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争取时间。
他用了无数个日夜说服自己，换作任何一个人坐在他的位置上，面对斯大林的压力和美国的沉默，都只能做出同样的选择。
而现在，天幕告诉他，教员做到了，不到半年，从他签字让出那些权益算起还不到五年。
教员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跟同一个斯大林面对面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地要了回来。而且这件事正在被天幕播报到全世界，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抬头仰望天空的人，都在目睹这一幕。
常凯申的手搭在藤椅的扶手上，指节泛白，他的目光从天幕上移开，落在面前茶几上那杯已经凉透的龙井茶上。茶水表面映出天幕的微光，像一面小小的、破碎的镜子。
天幕没有因为任何人的情绪而停顿，它继续播报，语调和第一天同样冰冷，同样不留情面。
“毛熊梦寐以求的东方不冻港，到手仅仅五年便重新失去，这对于一个有着土地收集癖的国家来说，是一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脸色在这一刻终于变了，不是暴跳如雷的愤怒，斯大林从来不是一个会把愤怒写在脸上的人。他的愤怒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是一种能让整个房间温度骤降的、沉默的冷意。
让他变脸的不是那些事实，天幕说的事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让他变脸的是那个词。天幕用了“土地收集癖”来形容他的国家。
这个带着讽刺意味的、近乎轻蔑的短语，把毛熊几个世纪以来在东欧、中亚和远东一寸一寸扩张领土的战略行为，简化成了一个近乎病理学的诊断。
而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这个诊断正在被全世界所有拥有天幕的城市同时接收。
但还有更致命的内容在后面。
天幕继续播报：“在新条约的谈判中，斯大林留下了一个微小的伏笔，条约中有一项规定：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盟友的侵袭时，另一方必须给予援助，龙国可以请求毛熊驻兵旅顺，共同对侵略者展开作战。”
画面中出现了条约文本的局部特写，那一行条款被天幕用某种方式高亮显示，像是在提醒所有观众注意这段看似平常的文字。
“这一条规定，为斯大林留下了一条重返旅顺港的缝隙。
如果未来龙国爆发战争，如果战火蔓延至龙国边境，那么根据这一条款，毛熊便有理由重新将军队驻扎在旅顺港。
正是这一条看似合理的军事互助条款，将在不久之后，斯大林萌生出重新夺回远东不冻港的计划，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世纪大战。”
克里姆林宫的书房里，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样。
贝利亚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不敢看斯大林的眼睛，但他能感觉到那股从斯大林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气正在房间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