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三军打了一张牌说，碰！
然后他又接着说，我佩服张君的第二点，他的职业性特牛！
在法庭上，公诉人问他“职业是什么”？张君当时回答是：“职业土匪”、“职业抢劫”。在张君的身上，职业性的特点很强。
比如说张君为了实施抢劫安乡县农行金库，整个策划预谋过程长达一年多，反复观察，精选作案路线和逃跑路线以及各种方法。结果最后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说放弃就放弃了。
张君的这种职业性的“从严标准”，甚至要超出我们平常意义上的个别职能部门。比如对枪支的管理、对弹药的控制。所有枪支保管都由张君一人负责，他精细到在什么地方作案，哪个人用哪支枪，哪批子弹都事前经过精细的安排决定。而且只有开始作案时才发放，作案后立即收回。
从严标准还在纪律的严密性上有所体现。赵正洪因为购买霸弹枪有功，张君一次性就给了他几万元的物质奖励，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而李泽军没有按要求在指定地点购买布袋、撬杠，则被张君狠狠地罚了一笔——本来应该给他6万元钱的，最后扣掉了3万。严若明有一次被张君殴打，原因是张君发现他私藏黄金饰品。就是众所周知的陈世清被剁掉脚趾一事，可能所有人注意力都集中到张君的残忍上，可是有一个前提是，陈世清是背着张君出私车，结果把车撞了一下，所以张君对他很凶。
一个职业可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张君在外流窜十多年，几乎形成了“条件性的抢劫反射”。做为常业，他们纠集在一起主要就是预谋、策划一起又一起惊天劫案，不停地寻求、物色一个又一个抢劫作案目标和对象。而且在他们劫得的财物总价值近600万元中，很大一部分是投入到了扩充武器装备，而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分子得到钱后“花天酒地挥霍一空”。
就是从不断发展壮大力量的角度，张君这个犯罪组织也有一个职业倾向的演化过程。刚开始张君单枪匹马，他又找到秦直碧、严若明入伙，初步形成了一个犯罪组织。随后张君又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接收李泽军、陈世清、赵正洪入伙，他们的加入起到了一个犯罪组织升级作用，这几个人也成为这个犯罪组织相对稳定的犯罪中坚势力。之后，王雨、全泓燕和李金生入伙巩固这个犯罪组织，张君掌握的犯罪组织的规模也今非昔比了。
张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干大事的人，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小事。”不管这话有哪些狂妄的成分，但张君在骨子里的确是有一种潜意识的犯罪积累。
在张君的组织中有两大阵营。一女一男。
伙同女性实施一两次犯罪之后，他感受到了女性明火执仗实施犯罪的局限性，便将重庆女性的功能定位在辅助犯罪，即帮助藏身、运送弹药、隐藏赃证、掩护犯罪，并将这些窝点形成了一张网。最终，在张君的羽翼下形成了以重庆女性为辅助力量，以她们的居所为藏身和实施犯罪的依托，以常德男性为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两大阵营。
张君犯罪集团具有明显的职业犯罪特点，他经常召集骨干成员进行驾驶训练、射击训练、体能训练。骨干成员李泽军归案后，在看守所关押了半个月，尚能一口气做280个俯卧撑。张君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要求犯罪成员每次作案都尽量不要留下蛛丝马迹，作案前将每个成员带到现场多次进行现场模拟演练，选择最佳逃跑路线。
听了朱三军的话，武士龙说是的，这个张君很不简单。“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常德“9??1”大案暨“渝湘鄂”系列持枪杀人抢劫案件，无论从其犯罪主体的狡猾程度、凶残程度、危险程度以及主体组织的规模程度，还是从其犯罪时空跨度、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对刑事侦查工作乃至公安工作的挑战性冲击程度而言，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此，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不伤一兵一卒，将张君犯罪集团的10余名骨干成员全部生擒活捉，创造了新中国专案缉捕史上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我们的教学片中，专家们也讲了，张君一伙最终未能逃脱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除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外，重要的是技侦手段，刑事技术在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号头目张君流窜作案多年，其间不断增枪、换枪、更换枪支零部件，刑事技术人员勇于突破，凭着自己精湛的专业技术和缜密的分析推理，解决了若干以前从未遇到的技术难题，明确了侦破方向。此外，狱侦手段和侦查谋略的运用在缉捕张君、陈世清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独特作用。
朱三军笑笑说，武书记，咱们公安上是人多枪多，如果是一对一地干，要活捉张君可不太容易啊！
武士龙说，你这话我信。
几圈下来，一结算，轻红赢了一万五，武士龙赢了一万，张无极赢了八千。输家只是朱三军一个人。
武士龙说，刚才是轻红一择三，现在是朱老总做了贡献，我们是三择一。
朱三军说，这能怪我吗，我也想赢，可惜我的手气不行。
接下来，朱三军接着说，按照张君的规定，平时绝不准直呼犯罪团伙成员的姓名，每一个人只能以经理相称。比如，张君称“蒋总”，陈世清称“刘百万”或“陈经理”，李泽军和赵正洪分别称为“李经理”和“赵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