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周刊》：你收的这些钱都怎么处理了？
刘：钱我一般都交给家属，有的存起来，有的投资。个人投资也是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为自己退休以后做打算。
《廉政周刊》：总的有多少钱？
刘：我也没认真跟家里算过账，不知道有多少钱。
《廉政周刊》：这么多钱给你带来了什么？
刘：给我带来了罪恶。我本身在厂里什么都可以报销，哪里用得到钱。
《廉政周刊》：那等于你受贿的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
刘：在我受贿这段时间内，家庭和我个人都没用上这些钱。因为用不着，所以我也花不着它。
《廉政周刊》：在你受贿过程中，你妻子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收的钱交给她存起来，她起到收钱的作用。她单独收的情况也有，那是因为我不在家，但我知道都是奔我来的。我犯罪对不起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父母，我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廉政周刊》：你受贿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刘：咋不产生影响呢？本来我是可以压低对方的价格的。如果不收这些钱，可以让下属部门压低他的原材料价格，收了钱价格就压不下去了。价格压低了至少可以缩小客户的利润空间，比如一个酒的包装盒子赚５角钱，我可以让他赚三四角，这里面有弹性。如果是我个人的企业，我肯定会想，你给我送这些钱干啥，实际上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后来办案的同志告诉我，我的行为给企业带来了灾难，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平均受贿５０万元，包括保管员也收钱，凡是关口的都会收钱。
《廉政周刊》：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都存在受贿行为，那企业还能很好地发展吗？
刘：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行为对企业产生恶劣影响的结果。我对不起酒厂干部职工和地方党委政府对我的信任和重托，对不起他们。
《廉政周刊》：你觉得他们是受你影响？
刘：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我身上有“毛病”，我就没有认真地去管理这些人，至少是放纵了。我也明白，客户肯定会给下面的人送，送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可避免。
《廉政周刊》：你能管得住他们不收钱？
刘：肯定能管住。这个厂是在我的领导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部是见证人，这个威信还是有的。
当时在干部会上我不止一次地讲过，衡量我的标准有三条：第一，企业是倒退了还是发展了；第二，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第三，职工的生活是改善了还是倒退了。
《廉政周刊》：如果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你的确曾经为国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现在却被查处了，有没有想不通的？
刘：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查我，对我个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是挽救了我。如果再过三到五年查我，我的罪行将更大。如果企业的销售额达到１０亿元以上，这些客户送的钱不更多嘛！
《廉政周刊》：被查处以后这么长时间，想没想过自己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刘：随着企业发展，各种荣誉和光环都接踵而至，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于是思想上轻浮了，也陷入了飘飘然。另外，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比如拜金主义也在影响着我。看人家发财，自己不能发财，就有想法。所以当时思想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