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代表团于联合国大会发表正式公开讲话；
1月25日上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专门举办旅美华人学者、留学生公开见面会；
1月27日，代表团全体成员搭乘专机返程归国。
陆深的目光死死钉在这几行行程信息上，瞳孔微微收缩。
一瞬之间，所有闭塞的思路全部打通，绝境之中硬生生撕开一道通天的缺口。
这就是机会。
唯一当下可行完美契合所有条件的机会。
此次访美参会的是国家级高级代表团，带队首长分管国家科技、工业与核心攻坚领域，拥有直达最高决策层的权限。
公开学者见面会，人员混杂、人流密集、氛围松散.....
没有丝毫犹豫，陆深瞬间决定，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他抬手将报纸轻轻折好，放回报刊架原位。
机会摆在眼前，但横亘在面前的现实难题，同样棘手且无法忽视。
第一道难关，地域距离。
AIC总部坐落于弗吉尼亚州兰利，毗邻华盛顿；而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在纽约曼哈顿。两地直线距离三百六十公里，公路通勤单程至少四小时，往返全程需要近十个小时。
第二道难关，工作约束。
他刚刚被任命为对苏经济战专项工作组副组长，正值方案落地、高层重点关注的关键时期，全员都在盯着他的工作进度，白宫、中情局高层随时可能传唤问话。
这个节点，他想要凭空消失大半天，往返纽约，难度极大。
无故缺勤、临时离岗、行程不明，在眼下的敏感阶段，会被无限放大解读。
霍顿本就对他心存猜忌，一直在暗中寻找破绽，一旦抓住他无故离岗的把柄，必然会再度发难，重启审查、质疑他的忠诚度，之前所有的翻盘成果，都会付诸东流。
第三道难关，轨迹监控。
1986年，美方境内人员轨迹管控早已形成成熟体系。
公职人员出行、租车、高速通行、消费记录，全部可追溯、可复盘、可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