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后的第五天，Morrison约念念去他的办公室。
念念以为是要讨论后续发表的论文版本修订。
她带了笔记本去。
Morrison坐在他那张乱得像被龙卷风光顾过的办公桌后面，茶杯压着一叠手稿，手稿上面叠着一份合同。
念念坐下来，把笔记本放在腿上。
Morrison没绕弯子。他把那份合同推到念念面前。
“博士后职位。留在MIT。两年期，可续签。薪资在合同第一页，你自己看。”
念念低头看了一眼第一页。
数字不低。对于一个刚刚博士毕业的二十一岁的中国女孩来说，是很体面的数字。
她把合同翻到第二页，看完，翻回第一页。
然后把合同轻轻推回桌面。
Morrison盯着她。
“你不考虑？”
“我考虑过了。”念念说，“谢谢您，Morrison老师。我要回中国。”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Morrison靠回椅背，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两下。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
“我想过。”念念没有等他说完，“我知道那里的学术基础设施和这里差很远。我知道资金不够、设备不够、文献获取渠道不够。”
她停顿了一下，把话说完。
“但是，那里缺的东西，我可以带回去。这里缺的东西，我带不了。”
Morrison看着她。
“你指的是什么？”
“根。”念念说，“我在这里可以做很好的数学，但我的数学如果要真的落地、真的有用，它需要土壤。我的土壤在中国。”
Morrison沉默了大概二十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