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你这房子一个月三块钱，我先交两个月的。”
顾砚秋把六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推到桌上，对面坐着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年妇女。
那是奉天农业大学后勤处的房管员。
大学后面有一排老旧的筒子楼，原本是给校办工厂的职工住的，后来工厂搬迁，空出了不少房间。
学校允许家属困难的学生租住，但条件简陋得很——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一张铁架床，一张三条腿用砖头垫起来的旧书桌，一扇半扇糊着报纸的窗户。
墙皮剥落，水泥地面凹凸不平，角落里有一股经年累月洗不掉的霉味。
公共厨房在走廊尽头，公共厕所在楼下。
但这已经是顾砚秋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了。
房管员收了钱，丢给他一把生锈的钥匙。
“说好了啊，不能养牲畜，不能生明火，不能大声喧哗。出了啥事你自己负责。”
顾砚秋接过钥匙，说了声谢谢，转身出了门。
筒子楼的走廊里，昏暗潮湿，两边的门挤挤挨挨，门口堆着煤球、咸菜坛子、旧脸盆。
几个穿着背心短裤的男人蹲在门口抽烟，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穿中山装的瘦削年轻人。
顾砚秋顾不上那些目光，快步走下楼。
楼下的三轮车上，顾砚冬正扶着宋婉清坐在车斗里。
宋婉清穿着从救助站带出来的灰色旧棉衣，头发用一根布条随意扎着，木然地坐着，像一件被遗弃的旧家具。
“二哥，弄好了？”顾砚冬问。
“弄好了。三楼东头，第一间。走，先把你嫂子送上去。”
顾砚冬背起帆布包，顾砚秋则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宋婉清，一步一步地往楼上走。
楼梯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嫌挤。
宋婉清走路的速度极慢，每上一级台阶，都要停下来喘好一会儿。
她的肺不好，这是六年前那场肺结核留下的后遗症。
顾砚秋的手臂稳稳地托着她的腰，力道轻柔得像在托一件瓷器。
“慢慢走，不急。”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
宋婉清没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