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西南联大回迁的陆桓教授来校做讲座。
公告三天前就贴在了布告栏最醒目的位置，标题是“战后中国之命运”，狼毫写就，浓墨淋漓，笔锋里带着一股子从战火里磨出来的硬气。
顾清和夹着笔记本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有学生抱着书本往大礼堂赶，脚步踩得木地板咚咚作响，苏曼拽着沈见微的手腕往礼堂赶，穿过梧桐树投下的斑驳光影，嘴里不停催：“快点快点，再晚连过道都要站满了！”
她们到的时候前排果然没了空位。
方敏芝坐在第一排正中，脊背挺得笔直，面前摊着一本干净得像刚拆封的硬皮笔记本，钢笔帽早拔了，规规矩矩搁在本子侧边，笔尖对着纸面，像在等一声发令枪。
顾清和坐在靠窗的位置，笔记本搁在膝上，翻开的那一页还是空的，只在页角随手画了半片飘落的梧桐叶，目光却不自觉往礼堂门口飘——他是掐着沈见微会来的时间，提前半个钟头占了这个能清清楚楚看见她的位置。
陆桓先生走进来的时候，整个礼堂瞬间静了下来。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人很瘦，颧骨微微凸起，脊背却挺得笔直，像一杆在风雨里立了八年的青竹。
唯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像被战火反复淬炼过的玻璃，清透、锐利，能照见人心底的东西。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粉笔头在“国”字的最后一横上重重顿了一下，白灰簌簌往下落，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全场。
“八年抗战，三千万同胞死在战火里。诸位今天能安安稳稳坐在这里，是他们用命换来的。”他的声音不高，没有扩音器，却清清楚楚落在礼堂的每一个角落。
“我今天不讲书本上的大道理，不讲欧美现成的制度，只想听听你们自己的想法——你们想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里。”
前排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立刻站起来，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修铁路，把军队裁了去建工厂，陆桓点了点头，说这是朝廷的思路，不是人的思路。
目光继续扫向别处。又一个穿蓝布衫的女生站起来，说要振兴教育，扫除文盲，让全中国的孩子都能读书。
陆桓温和地笑了笑：“这是顶好的事。但我多问一句——读书，是为了什么？是识了字继续给老爷们磕头，还是识了字，就敢站着做人了？”女生红了脸坐下，陆桓笑着摆了摆手，“不是你想的不对，是这个问题，本来就太大、太重了。”
方敏芝站了起来。“陆先生，我以为战后中国最急需的，是一套完整的西式宪政制度。以法治国，以民主为纲，用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她语速平稳，引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引了梁启超的宪政论，条理清晰，功课做得十足，最后收尾掷地有声，“制度是国家的骨架，没有骨架，再多的血肉也无处依附。”
陆桓安静听完，缓缓点了点头。“功课做得很扎实，书读得很透。”
他顿了顿，指尖敲了敲黑板，“但你要想明白一件事：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改的。定制度的人，是站在老爷们那边，还是站在老百姓那边，这才是最要紧的。可以再往深里想一想。”他轻轻摆了摆手示意坐下。
方敏芝的脸白了一瞬，又很快恢复了平静，笔帽依旧拔着，却一个字都没往本子上写。
陆桓的目光扫过全场，落在了后排的位置。“还有哪位同学，想说说自己的想法？”
沈见微站了起来。
她穿一件竹青色的旗袍，袖口微微卷起，站在人群里，像一棵在风雨里扎了根的树，不晃，也不动。午后的阳光穿过窗户，恰好落在她身上，像给她整个人笼了一层极淡的柔光。
“陆先生，我小时候住在沪城闸北。”她的声音不高，没有慷慨激昂，却每个字都稳稳地落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民国二十一年沪城一二八事变，日本人的炸弹把整条街炸成了瓦砾堆。停战协定签了之后，街上的人陆陆续续回来，在碎砖烂瓦上搭起棚子，棚顶盖着捡来的油布和破铁皮，卖豆浆，卖针线，给人修鞋。有人在断墙上写了一行字——‘活着就好’。那行字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用什么写的，可能是烧焦的木头，可能是半块碎砖头。后来墙塌了，字也没了，可那条街的人，咬着牙活下来了。”
“搬来金陵之后，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下关码头。码头上有个扛货的脚夫，我天天见他，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膝盖上永远贴着一块黑乎乎的膏药，是自己熬的，风一吹，能闻到淡淡的中药苦味儿。有一天他身边多了个小男孩，蹲在货箱上写字，手里的铅笔头短得快攥不住了。他一边扛着百十来斤的货往船上走，一边频频回头看那孩子，汗顺着脖子往下淌，砸在青石板上，可嘴角是笑着的。”
“这些年，我总在想一件事——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未来？”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了黑板那行字上。
“以前我读鲁迅先生的《呐喊》，先生在自序里写：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那时候我似懂非懂，后来走的路多了，见的人多了，又跟着信得过的前辈，读了些讲世间道理的书，慢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