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头垂得更低了：“没钱，念不起。再说这兵荒马乱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你想过吗，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念不起书，为什么我们的同胞要被人随意屠杀？”林清沅的声音没有半分说教的意味，只有平静的悲悯。
“就为了几斤棒子面，你穿上这身皮，替杀你同胞的人站岗。等你妹妹长大了，问她哥哥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跟她说？”
他死死盯着自己沾了泥的布鞋鞋尖，双手在身侧攥成了硬邦邦的拳，指节捏得咔咔响，久久没有出声。
那天之后，他送饭时停留的时间，从几秒变成了几分钟。
林清沅没有再讲大道理，只是趁着他值夜班的时候，慢慢给他讲自己见过的事。讲1937年南京的防空洞里，抱着死孩子不肯撒手的母亲；讲徐州战场上，把最后一口干粮分给孩子、自己啃树皮的川军士兵；讲黄河以北的解放区，那里的孩子能免费念书，老百姓自己种地自己收粮，不用再看日本人的脸色。
她甚至会把这些话，用铅笔写在包药的草纸上，折成小小的方块递给他，字里行间没有口号，只有最真实的见闻，和最朴素的家国大义。
她像对待自己的弟弟一样，跟他讲抗日的意义，讲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那些话像开春化冻的溪水，一点点漫过他心里积了多年的麻木和怯懦。
只用了二十天，这个原本只想混口饭吃的年轻警卫，从同情，到钦佩，最终下定了决心，要跟着这位女士走一条光明的路。
后来，他开始偷偷给她多带半个窝头，用破布条蘸着碘酒，擦她化脓的手指。再后来，一个深夜，他偷了牢房的钥匙，打开了门锁，把自己攒了很久的零钱塞进她手里，声音抖得厉害：“老师，你走。”
林清沅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李长安，长安的长，平安的安。
她笑了笑，说：“好名字。等胜利了，去解放区看看，那里有你想要的长安。”她推着他往西走，“你往西跑，别回头。”他不肯，她拔高了声音，用不容置喙的语气说：“这是命令。”
他跑了，一边跑一边回头。林清沅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然后转过身，面向追来的日本宪兵，手里握着最后一颗留给自己的手榴弹。
她没能拉响那颗手榴弹。子弹打中了她的胳膊，她再次被捕了。
牺牲前，她给自己远在江南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父母亲大人膝下：
女儿不孝，不能侍奉二老终老。女儿因为坚决地做了反侵略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女儿和你们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亲爱的爹娘啊，希望你们安然珍重，来宽慰远行的女儿。待来日胜利了，永远不要忘记，你们的女儿是为国而牺牲的！
清沅绝笔！”
那年，她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