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兴安岭已经彻底暖了，漫山遍野的达子香开得如火如荼，田地里的麦苗齐刷刷地冒出半尺高，绿油油的一片望不到边。春耕彻底落下了帷幕，社员们终于能喘口气，不用再天不亮就下地摸黑才回家。
去年那批刚来的时候连锄头都握不稳、割麦子能割到自己脚的知青们，经过一整年风吹日晒的磨练，如今也个个晒得黝黑，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耕地、播种、除草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走在地里跟老社员没什么两样，谁也不能再说他们是“城里来的娇少爷娇小姐”了。
大队部里却没有半分轻松的气氛，刘大宝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子猛灌了一大口凉水，重重地把缸子墩在桌上，唉声叹气：“今年也不知道撞了什么邪，哪里冒出来这么多知青！”
陈山手里的算盘“啪”地一声停了，他揉了揉发酸的太阳穴，脸上也是愁眉苦脸：“可不是嘛！往年最多来十几个，还不是每年都来。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了，接二连三的的来人，这次更夸张，一口气来三十六个！这不是往咱们本就不宽裕的日子上添重担吗？最头疼的是房子，咱们大队哪有那么多空房子给他们住啊！”
就在十分钟前，桌上那部摇把子电话突然响了。刘大宝当时还喜滋滋的，以为是公社又有什么好政策要落实——毕竟自从周牧云治好省里首长后，好事就接二连三地往复兴大队落。他乐呵呵地接起电话，结果公社干事的一句话，直接给他浇了个透心凉。
“刘书记，通知你个事，五月十五号，有三十六名新知青要分到你们复兴大队，提前做好接收准备。”
刘大宝当时就懵了，对着话筒喊：“多少？三十六个？同志，你没说错吧？我们大队原来的知青点最多只能住二十个人啊！”
“没错，就是三十六个。这是上面统一安排的，各个大队都有任务，你们复兴大队条件好，多分点是应该的。”干事的语气不容置疑，“三天后我带人过去检查准备情况，必须保证知青来了有地方住、有饭吃。”
说完，电话就挂了，留下刘大宝举着话筒愣了半天。
“你说这叫什么事！”刘大宝越想越气，拍着桌子说，“往年知青下乡都是冬天，农闲的时候，咱们有时间搭房子、准备口粮。今年倒好，这才五月份，春耕刚完，大家都累得直不起腰，突然就塞过来三十多个人！连个准备的时间都不给！”
陈山拿起笔，在本子上飞快地算着，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不光是房子的事，口粮才是最大的问题。咱们去年的陈粮，除去留的种子和社员的口粮，本来就只剩不到三千斤了，本来打算撑到秋收新粮下来。现在突然多三十六张嘴，就算每人每天只吃八两粮，一个月就得八百六十四斤，这三千斤顶多撑三个多月，剩下的日子怎么办？”
刘大宝重重地叹了口气，靠在墙上，一脸疲惫：“我怎么能不知道这些？可公社的命令下来了，咱们能怎么办？总不能把人赶回去吧？要是被上面扣个‘不支持上山下乡运动’的帽子，咱们俩吃不了兜着走。”
“那也不能就这么硬扛啊！”陈山急了，“房子怎么办？总不能让三十多个人睡露天地吧？原来的知青点挤一挤，最多再塞进去五个人，剩下三十一个，住哪？”
刘大宝沉默了半天，才缓缓开口：“只能先挨家挨户问问，看谁家有闲置的偏房、柴房，先腾出来给知青住。实在不行，就在知青点旁边的空地上，搭几个土坯棚子，先凑合一夏天。等秋收完了，再组织人盖新的知青宿舍。”
“那口粮呢？”
“明天我去一趟公社，找王主任哭哭穷，看看能不能申请点救济粮。”刘大宝揉了揉眉心，“还有农具，也得跟公社要，不然真没法干活。”
“唉，”陈山也叹了口气，“就算这些都解决了，工分怎么办？咱们大队就这么多地，多三十多个人干活，每个人的工分就得往下掉。到时候社员们肯定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