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来函，是在第三段录音修复后的第二天上午到的。
函件通过正式渠道转来，抬头、编号、印章、措辞都很规整。规整到每一个字都像被反复打磨过。
杨德昌看完第一遍，没有说话。
省纪委书记看完第二遍，脸色沉了下来。
秘书把函件复印件分发下去。
纸张在会议桌上传了一圈，没人立刻开口。
这不是普通工作联系函。
它每一句都很客气，也每一句都卡在要害上。
函件的核心意思很清楚。
为便于统一核查涉京事项，请陇原方面协助齐修远调研组按原计划返京述职；相关涉京材料，包括调研组设备封存资料、Q2线索密卷副本、顾清岚证言涉及京城部分，移交上级有关部门集中审查。
表面上，是统一核查。
实际上，是抢人抢卷。
更麻烦的是，它不说抢。
它说便于统一。
它说集中审查。
它说避免多头调查。
每个词都站在程序上，像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伸进陇原案卷里。
会议室里很安静。
周远帆坐在侧面，手里拿着函件复印件，没有急着开口。
杨德昌把文件放到桌上。
“都说说。”
省纪委书记先开口。
“齐修远目前已经不是普通协查对象。录音、断尾方案、远程清理、沈放线索，都指向其涉嫌干扰调查、毁灭证据。现在放人，后续再想控制，很难。”
苏晓月说：“材料更不能整体移交。原件一旦离开陇原，公开线和密卷线会被重新拆分。到时候红柳沟还是红柳沟，Q2还是影子，齐修远就又变成程序问题。”
有人提醒：“对方函件来自京城正式渠道，措辞也留了空间。如果我们完全拒绝，可能被认为不配合统一工作。”
另一名部门负责人也开口。
“齐修远毕竟是京城调研组成员。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部分还属于技术线索和证言印证阶段。如果对方抓住这一点，说我们以地方程序限制上级工作人员，会不会被动？”
这话不好听。
但不是没有道理。
会议室里的压力，就在这里。
放人，案子会散。
不放人，程序压力会全部压到陇原身上。
杨德昌没有表态，只看向周远帆。
“你怎么看？”
周远帆把函件放下。
“他们要的不是配合，是主动权。”
会议室里几个人都看向他。
“现在陇原手里有三样东西。第一，齐修远本人。第二，郑维邦和顾清岚的证言。第三，录音、日志、断尾方案和红柳沟公开线材料。人一走，证言会被说成地方压力下形成；卷一走，材料会被拆进不同程序；到那时候，我们还剩下的只是复印件和口头说明。”
他停了一下，又补充道。
“更重要的是，齐修远不是单独的人。他是连接红柳沟、华鼎外围、Q2保护和京城二号线的节点。节点一旦离开陇原，这条线就会被重新解释。”
省纪委书记点头。
“解释权一丢，证据还在，方向就变了。”
杨德昌问：“你的建议？”
“人暂不离陇。材料按程序提供副本，原件留存。涉及Q2和7·19的敏感内容，按秦主任那边的密封程序走，不进入陇原公开卷，也不随函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