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那个时代的堕胎反而没有这么极端？”
“贾维斯？”
“我在，队长。”
贾维斯一如既往地快速响应：
“根据数据显示，1945年前后美国的堕胎情况确实不同。”
“堕胎从一种‘灰色但相对安全’的行为，急转直下演变成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化？”美队迫不及待地追问。
“原因有很多，但公认最关键的转折点在于执法重心的变化。”
贾维斯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自己的光幕投影。
一张简单的对比表格出现在美队面前：
1945年前是被动的事后追责，主要等孕妇堕胎致死才会启动调查，不出事就不查。
1945年后警察转为主动积极执法，经常进行突击检查，即使手术安全也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945年前刑罚较轻，通常为3至12个月监禁。
1945年之后刑期大幅延长，动辄长达数十年！
且一旦堕胎导致孕妇死亡，操作者可以被以谋杀罪起诉，面临终身监禁甚至死刑。
“愚蠢！愚蠢至极！”
看到这里，美队忍不住骂出了声。
他虽然只是个士兵，但是商业的基础逻辑他还是明白的！
“不解决需求，却去遏制医生，这不是逼着人去找地下渠道吗？！”
“是的，先生，你的推测非常正确。”
贾维斯先是肯定，然后继续说道：
“由于正规医生因害怕被起诉而拒绝进行堕胎，有需求的患者被迫转向专业化程度更低、更隐秘的非法行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