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魏国迁都大梁这件事，相里勤似乎也没有什么成熟的观点，毕竟，魏迁都大梁时，相里勤还没有出生，他的父亲相里子还在墨家学习。但三家分晋、三晋陆续东移，这样的大事，墨家不可能不关注，虽然当时墨子已死，墨家已经换了好几代巨子，没有对此著书立说，但门人中的讨论还是很多的。相里子学成之后，墨家的这些讨论就作为闲言碎语，由相里子很不系统地传给了相里勤。
据墨家弟子议论，魏国迁都大梁计划了很久，早在魏文侯时就提上日程。在魏文侯时期，魏国占领了太行山以东的许多城池，最著名的就是以西门豹为太守邺城；往南一直到黄河一线的温、原、共、汲等地，这些地方都曾是一些古国的国都，也是商王朝的京畿所在。只不过这片土地在当时已经被戎狄所占领，魏国在这些地方发展势力，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进行的。
与此同时，韩国也向东南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夹于晋楚之间的郑国。而这时的郑国已经沦为楚国的附庸，要夺取郑国必须击败楚国。
魏武侯时代，魏国的势力也向黄河以南发展，同样进入郑、宋等国的边界；宋国同样是一个历史上在晋、楚之间反复摇摆的国家。晋与楚数百年的恩怨似乎就要在这一刻决出最终结果来。魏武侯五年，三晋联军南下，与楚国在大梁、榆关一线展开大战，楚国大败，被迫请秦国出面媾和。这是大梁作为一座边境城池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魏国就控制了大梁、榆关一线。
十几年后，韩国灭了郑国；而魏国也开始大力营建大梁。从当时的形势看，大梁位于与楚国争战的前线，周围并无山隘险阻，似乎并不符合成为国都的地理条件。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即位不久的魏侯罃就将国都迁往大梁。
魏侯罃的继位并不顺利。父亲魏武侯去世时，并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当时年近三旬的魏罃坐镇上党，他的弟弟魏缓在安邑。同为三晋兄弟之国的韩、赵两国插手魏国立嗣的事务，支持安邑的魏缓，带兵包围了魏罃。但韩、赵两国在如何处理魏国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赵国想立魏缓，并以此要挟魏国割让土地；而韩国则主张分立魏缓和魏罃，将魏国一分为二。两国争执不下，竟然不欢而散。绝处逢生的魏罃攻占了安邑，统一了魏国，并于第二年，依次讨伐了韩国和赵国。随后，魏侯五年，魏重新与韩结盟，也就是在这一年，魏侯开始大规模营建大梁。为了对抗楚国的压力，也许是两国重新携手的原因吧！
这次营建大梁，不光是加固城池这么简单，魏侯还以极大的魄力开挖了一条大运河，从济水引水，先入大梁，再到陈国入颍水，从而沟通了黄河、淮河两大水系。这条长达六百多里的大运河，挖了很多年，再加上扩建、加固大梁的时间，前前后后花了几十年时间。一直到前几年，大梁终于一切基础建设完备，魏侯罃自己才搬到大梁去办公，正式将大梁启用为新的国都。
魏侯罃搬走了，整个国家机器，包括魏国最精锐的常备军魏武卒，也都集体迁往大梁。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国都的搬迁，意味着各种势力的重组，所以，魏室近亲自不用说，就连魏室远亲也愿意搬迁到大梁去，以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当然，这中间也有像安邑尉这样的，意外地获得了安邑尉这样的重任。但就算是安邑尉也认为，如果自己去大梁，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空守一个旧国都，实际上断绝了继续升迁的路，将老死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他的家族能够保留住安邑尉的位置，还能在大梁找到其他机会，那就再好不过了。抱有安邑尉这种思想的人，在魏室宗亲中不在少数，这几乎造成了安邑的管理真空。
相里勤综合了父亲转述的议论，以及自己亲身观察的结果，向公子挚详细地介绍了魏都搬迁的整个过程。当然，作为一名旁观者，相里勤只能说出自己的观察，而无法真正了解魏国上层的决策过程。不过，魏室宗亲人人都想迁往大梁，这个观察与公子挚的感觉吻合。换句话说，目前河东的政治形势十分混乱、空虚，执政者的注意力都不在好好管理河东方面，而一门心思地想迁往大梁。
公子挚一生中经历了两次迁都：献公二年迁往栎阳，孝公十二年迁往咸阳。前一次迁都，公子挚还年轻，他是作为献公的基层力量前往栎阳的。那一次迁都决策得极为仓促。献公即位不久，就宣布自己将亲自率军抵御魏国的侵扰，并饲机收复河西，要在洛水一线寻找合适地点修建。而后立即派出人员勘探建城的合适地点，筹备建城的人力、物力；最后确定在栎阳。新年一过，工程就开工了。当时秦国还没有变法，境内并没有县级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物力都必须由献公一个个协调各庶长派出。公子挚所在的家族是献公的近亲，支持了献公的决定，率领家族全体成员和所属邑里，带着粮草和工具，前往栎阳筑城。半年之后，栎阳城池初具规模，献公就带着自己的全部家族成员和核心政府官员迁往栎阳；而那些早期营建栎阳的庶长们，则成为栎阳城的第一批居民。
在随后的二十年间，秦国的力量不断向栎阳集中，栎阳城也越修越大，宫殿设施越来越完善。栎阳完成了从边境堡垒向国都的转换。
回过头看，修建栎阳的工程就像是一个过滤器，过滤到栎阳的家族，一般都公而忘私，抱负远大，吃苦耐劳；而那些抱残守缺的家族则被留在了旧都雍城，看守先君陵墓，修葺旧有的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