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殡仪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伯把电动车停好，王旭拎着那个塑料袋走进大楼。袋子里是刘胜利的右手，用纱布包着，和之前那颗心脏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东西，但他觉得不能扔。万一有用呢？
妈妈在值班室门口等他们。她看到王旭手里的袋子，没问。她知道里面是什么。
王旭把袋子放在桌上，解开结，把纱布一层一层打开。右手露出来了，发黑，指甲很厚，手腕处缝线的痕迹还在。他用阴阳眼看——手上的黑气已经很淡了，像雾一样，随时会散。先生的心脏毁了，零件上的念也慢慢在散。没有人喂它，它就活不长。
“下一个是谁？”大伯问。他坐在桌前，点了一根烟，把打火机扔在桌上。打火机是红色的，塑料壳，上面印着一个穿泳衣的女人。
王旭翻开笔记本，找到名单。刘胜利（已拆），陈建国（已拆），赵国强（已拆）。还剩八个。王军，李志远，张永强，孙德胜，周明，吴建国。后面还有两个名字，之前没看到——在最后一页的底部，被水浸过，字迹模糊了。他用放大镜看。周国强，王志强。
十个。还有十个。
“有地址的四个。”王旭把地址抄在纸上，“王军，城西，红旗巷5号。李志远，城南，建设路78号。张永强，城北，前进街21号。孙德胜，城东，花园路8号。其他六个没有地址。”
“先找有地址的。”大伯说。
第二天，王旭和林生去了城西。红旗巷是一条窄巷子，两边都是老房子，灰扑扑的。5号在巷子中间，一栋两层小楼，楼下是门面，开着一家杂货店。卷帘门拉着，上面贴着一张纸：“转让”。电话已模糊，看不清。王旭敲了敲卷帘门，没人应。他蹲下来，从门缝往里看。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王军住这儿？”王旭问旁边修鞋的老头。老头抬起头，戴着老花镜，看了看王旭。“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好几天没开门了。”“他长什么样？”“瘦，高个，左手总是戴着手套。”老头低下头，继续修鞋。锤子敲着鞋底，笃笃笃。
“左手。”林生说。
“嗯。他的零件是左手。”
两人又去了城南。建设路78号，一栋居民楼，六层。楼道门开着，声控灯坏了，跺脚也不亮。王旭用手机照着，爬楼梯上四楼。402，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广告，疏通下水道，电话号码被划掉了。王旭敲门。没人应。又敲了三下。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女人探出头来。五十来岁，胖，短发，穿着花睡衣。
“找谁？”
“李志远。”
“不认识。”
“他是你老公？”
女人的脸变了。她要把门关上，王旭伸手挡住。
“我是他朋友。”
“他不在。”
“去哪儿了？”
“不知道。”女人要关门，王旭没松手。“你手上的戒指，是他送的吧？”
女人低下头，看着自己手上的金戒指。她的手在抖。
“他走了好几天了。说有人找他。说再不走会死。”
“他没说去哪儿？”
“没有。”
王旭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递给她。“他回来了，打这个电话。”
女人接过纸，关上了门。
两人又去了城北。前进街21号，一栋老楼，六层。楼道里堆着纸箱和破自行车，落满了灰。三楼，门开着，里面在搬东西。几个工人把沙发抬出来，把柜子抬出来。一个中年***在门口指挥，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
“这家人呢？”王旭问。
“搬走了。”男人说。
“搬哪儿了？”
“不知道。我们是搬家公司，只管搬。”
王旭走进屋里。客厅空荡荡的，地上散着报纸和塑料袋。墙上还有挂钩，以前挂照片的，照片已经取走了。厨房的水龙头没关紧，滴答滴答的，水滴在洗碗槽里。卧室的墙上有一张日历，去年的，还挂在上面。日历的图片是一个湖，蓝色的水，绿色的山。王旭把日历摘下来，翻到背面。背面写着一行字：“永强，记得吃药。妈。”字迹歪歪扭扭的，像老人写的。
他把日历放回墙上。
城东。花园路8号。一栋新楼，有电梯。王旭按门铃，没人应。他又按了一次，门开了。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口，二十来岁，长头发，穿着家居服。
“找谁？”
“孙德胜。”
“我爸不在。”
“去哪儿了？”
“出差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王旭看着她。她的眼睛在躲闪。
“你爸的手，还好吗？”
女人的脸白了。
“什么手？”
“他的右手。不是他自己的。”
女人没说话。她低下头，咬着嘴唇。
“他走了。”她的声音很小。“说不连累我们。走了好几天了。不知道去了哪儿。”
王旭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递给她。“他回来了，打这个电话。”
女人接过纸，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