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旬，江城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成了泥水。我正要进屋，眼角瞥见街对面停下一辆黑色桑塔纳。车门打开，下来三个人，全都穿着深灰色西装，打领带，黑皮鞋踩进雪水里，眉头都没皱一下。
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矮胖，戴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真皮公文包。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三十来岁，手里各抱着一摞文件夹。
“请问，是炜杰同志吗？”金丝眼镜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过来。
名片上印着：东海贸易集团审计部，马国栋，高级审计师。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和一串传真号码。
“马会计师，远道而来，有失远迎。”我在裤腿上擦了擦手，接过名片。
“郑总委托我们对合作方进行例行审计。”马国栋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上面盖着东海贸易的红章，“这是委托书。请配合。”
我扫了一眼那红章，笑了：“欢迎。正好我这儿账目乱，你们来了帮我理一理。外头冷，请进，喝杯热茶。”
“总部”是商业街店的二楼，一个收拾出来的阁楼，摆了张办公桌、一个旧文件柜，墙上挂了块小黑板，写着各店的日销售额。冬天暖气不足，屋里放着一只蜂窝煤炉，烧得通红。
我让赵强去楼下拿搪瓷缸子。店里一共四个缸子，两个掉了瓷、露出底下黑铁皮，一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
赵强拎上来一壶开水，我从柜台底下翻出半包散装红茶。茶叶是前阵子从供销社买的，用旧报纸包着，已经有点受潮。
“条件简陋。”我把缸子递过去。
马国栋接过搪瓷缸子，看了看掉瓷的地方，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放下缸子，从公文包里把家伙一一摆出来：计算器、复写纸、空白表格，还有一台便携式传真机，接上了店里的电话线。九十年代的传真机是个稀罕物，黑色的方盒子，滋滋啦啦地吐纸，一股油墨味。
“请提供最近六个月的进货单、销售日报、库存清单、银行存折流水，以及所有供应商合同。”马国栋掏出一张打印好的清单，逐项念。
“没问题。”我走到文件柜前，从最上层搬出一个铁盒子，“都在这儿。”
马国栋戴上眼镜，翻开第一本账——那是我早就准备好的”面子账”。
他看得很快，粗短的手指翻着纸页，计算器按得噼啪响。两个助手埋头核对单据，复写纸垫在进货单底下，用圆珠笔一遍描出两份记录。
“你的电子表，”马国栋突然抬头，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眯了眯，“进货价五块，售价六块，利润只有一块？”
“薄利多销。”我咧嘴一笑，给他续上热茶，“竞争太激烈了，电子表现在满大街都是，不卖便宜点，人家扭头就去隔壁摊买了。一块钱的利润，能走量就行。”
马国栋低下头继续翻账。过了几分钟，他又拿起另一页：“丝袜进货价一块，售价两块八到三块。这个利润比电子表高很多？”
我故意愣了一下，挠挠头：“这个……渠道不同。电子表是郑总供的，定价全国统一。丝袜是我从温州拿的，小作坊直供。”
“什么厂？有合同吗？”
“没名号，熟人介绍的，没签合同，口头约定，要多少货拍个电报过去，款到发货。”我摆摆手，装作满不在乎。
两个助手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心里清楚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小商贩有点脑子，但管理粗放，连个正式合同都没有，典型的个体户作风，有点聪明，但上不了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