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炜哥，”他声音发沉，“是我没把证件办齐？”
“跟你没关系。”我拍了拍他肩膀，“证件齐全，税也没少交。这是有人要整我。”
我坐在”总部”——其实就是商业街店后面隔出来的小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那张封条被风吹得一掀一掀。封条上的红戳在太阳底下刺得人眼疼。
张德才一个人，写得出那么工整的举报信吗？
那封信里提到的”温州进货渠道”“纺织厂订单细节”，不是张德才这种坐了一辈子柜台的老古董能知道的。
有人在背后给他递了刀子。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工商局门口等消息，一抬头，看见了陈婉清。
她没进店，也没跟我打招呼，就站在街对面的梧桐树下，穿一件灰色风衣，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那包是正经的牛皮货，九十年代一个要两百多块。
我走过去。她抬眼看我，脸上没什么表情。
“工商局的刘科长，是我旧识。”她说。
我没说话，等她往下说。
“不是想帮你，是已经帮了。”她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刘科长查了三天，你店里没有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的事——这里面是你过去半年的纳税记录副本，我让人从税务局调出来的。”
我接过纸袋，没急着打开。
“为什么帮我？”
陈婉清沉默了一下。街上有辆嘉陵摩托车轰隆隆开过，她等那声音过去，才开口。
“因为你欠我一个人情，比郑总欠我十个人情都值钱。”
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
我盯着她看了两秒。她眼神平静，没有躲闪。
“郑东海知道你帮我的忙吗？”
“他不需要知道。”她把公文包换了个手，“炜杰，我不是好人。帮你是有价格的——这个人情，你以后要还。”
“怎么还？”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她转身走了，灰色风衣在风里一扬。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陈婉清对郑东海有不满，而且不是一般的不满。她在两头下注。
这个女人的算盘，比我想的精得多。
第四天早上，刘科长带着人来了，亲手把六张封条撕了。
“调查结束，举报内容不实。”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照章办事，“你可以恢复营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