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在土路上颠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村口停下来。
红星公社第三生产队的队长已经等在那里了，一个五十来岁的黑瘦男人，叼着旱烟杆，蹲在磨盘上，看见卡车来了，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就是他？”队长上下打量了一眼唐主任和他那个瘦塌塌的铺盖卷。
又看了看他脸上还没消的伤，皱了皱眉，什么也没说，转身朝村里走，“跟我来。”
他被安排住进了村东头一间土坯房。以前是个堆放农具的杂物间。
墙角还靠着一把豁了口的锄头和半截断了把的铁锨。墙上糊着的旧报纸发黄发脆，一张一张卷着边，上面印着几年前的社论标题。
有一张被漏进来的雨水洇湿了，字迹糊成一片，只能隐约认出一个“斗”字。
窗户上少了一块玻璃，用化肥袋子钉着，风一吹，塑料布鼓起来又瘪下去，发出一声声闷响。
土炕是凉的，灶台是凉的，门板也是歪的，关上之后还有一条两指宽的缝，能看见外面的泥地和鸡屎。
队长站在门口没进来，把旱烟杆从嘴里拔出来，在门框上磕了磕烟灰，说：
“明天早上五点半，村口集合，跟社员们一起下地。迟到扣工分。”
唐主任下地干了一个月的活，人瘦了一圈，脸晒得跟老树皮一个色。
手上磨出好几个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结成一层硬硬的茧子，握锄头把的时候还是疼，骨头缝里疼。
他蹲在地头啃窝头的时候，有人从村口那边走过来，是公社的通信员，手里举着一封信。
信封上贴着一张邮票，邮票旁边盖着一个红戳，印的是“迁出”两个字。他认得那个红戳，是街道革委会的。
信拆开，里面夹着一张离婚申请书。上面已经盖好了章，女方那一栏签着他媳妇的名字。
现在她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在“男方”那一栏，写在最下面。
申请书背面还附了一行字，不是他媳妇写的，是街道上的笔迹：“本人已与唐某划清界限，坚决支持组织决定。”
通信员还没走，又补了一刀：“你媳妇让捎句话，让你不用回去了。家里的锁已经换了。”
唐主任这一刻觉得天都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