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西洋人的规矩到了咱们中国，没有不变味的。”李守愚放下窗帘，靠在窗框上，“西洋的工人罢了工，厂主得坐下来谈，谈不拢就加工钱减时辰。
咱们的工人罢了工，厂主一个电话打到工部局，巡捕房的水龙头和警棍就来了。打够了，抓够了，工人回去接着上工，时辰照旧，工钱照旧，厂主下个月还能再扣五毛‘爱国捐’。唯一变的，是下个月还会有第九回。”
李弥挠了挠头。“那他们还闹个什么劲？在家躺着不好吗？”
“因为除了闹，他们没有别的路走。”李守愚端起粗瓷茶碗，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沫，“你让他们去找厂主说理，厂主说‘不愿做就滚，上海滩有的是饿肚子的人，过了四十岁你想做我还不要’。
你让他们去市政府告状，门房说‘总长不在，改日再来’，改日再去，门房说‘这事归社会局管’，跑到社会局，又说‘这事归警察局管’。
你让他们去报馆登文章，报馆的每个字都标着价钱——头版通稿五千大洋，街头号外三千，辩白声明五百。你要是肯出一万，明天全上海都知道你是活菩萨。”
他顿了顿，指尖敲了敲窗台。
“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地，没有钱，没有靠山，没有说话的地方。
只剩两条腿和一张嘴。两条腿走路，一张嘴喊冤。喊完了，挨完打，回去接着被榨干。
这不是西洋的资本主义，这是咱们华夏的规矩——东家住洋房坐汽车，掌柜的喝花酒吃大菜，做工的卖力气换一口饭吃。工钱晚发三天，还得磕头谢恩说‘谢谢东家赏饭’。”
李弥缩了缩脖子。“老大，您这话要是传到校长耳朵里——”
“听见了也没事。校长比我明白。”李守愚笑了笑，“他就是靠着江浙的厂主和上海的买办才坐得上这个位子。
他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明天就有人把他的军饷断了。所以他只能骂骂跑掉的汤玉麟，只能喊喊抗日的口号。真让他跟日本人拼命，他不敢。真让他给工人加工钱减时辰，他更不敢。”
他重新撩开窗帘，往楼下扫了一眼，然后转过来看着李弥。
“对了，让雨农多派五十个人混进队伍里盯着。特别是那些走在最前头、喊得最响的。
万一真有一个豁出去的——他女人在纱厂得了痨病，厂主说这是‘自己身子弱’，一个铜子的医药费都不给，还把她撵了出来。他三个娃，两个饿得站不起来，最小的那个昨天刚因为交不起学费，被学堂的先生赶回来了。他上个月的工钱被工头扣了，说‘捐给前线打鬼子了’，转头工头就去仙乐斯包了个厅，给他的姨太太过寿。”
李守愚喝了一口茶，茶碗沿磕在桌子上，发出一声脆响。
“这种人，反正横竖都是死。他不敢杀校长，不敢杀宋子文，不敢杀那些躲在法租界洋房里、连大门都不出的洋大人。
他只能杀我。因为我是离他最近的那个。我站在二楼，他扔块砖头就能砸到我。那些真正作孽的人，连窗户都不会开一下。出了事，永远是我们这些在前面挡枪的人背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