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是刚当上总队长的时候。那天陈赓在三四期学生面前讲他的黑历史——怎么顺拐，怎么偷食堂馒头，怎么在课堂上睡到打呼噜，怎么被教官抽嘴巴子，怎么演太监不用化妆。讲到太监那一段的时候，旁边有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从凳子上滚下来。李宇轩站在后面，脸上的表情跟当年挨嘴巴时一模一样。散场之后，他回到宿舍，翻开这本日记，在最后一页写下了那七个字。写完了把本子一合，心里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把陈赓坑他的账连本带利讨回来。
现在机会来了。
李宇轩把日记往桌上一拍。戴笠吓得往后退了半步。
“雨农，你说，陈赓欠我的这些账，该不该还？”
戴笠张了张嘴。“……该还。”
“怎么还？”
戴笠想了想。“抓到之后，先关起来。您跟他把账一笔一笔算清楚。算完了，再押送南京。”
李宇轩靠在椅背上，看着桌上那本泛黄的日记。最后一页那七个字，墨迹早就干了，但写上去的手劲——戳破纸的手劲——到现在都没散。
“去，让人盯着牛惠霖医院。陈赓每天什么时候换药，什么时候下地走动，病房窗户朝哪边开，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全部给我摸清楚。但不要动手，谁都不许动手。”
“是。”
“还有。”李宇轩把日记重新包进牛皮纸里，用麻绳捆好，放回抽屉最底层。抽屉关上，锁头咔哒一声。“把他当年欠我的账，一条一条列出来。太监那条，嘴巴子那条，红烧肉那条，草蛇那条，军装那条，墨水那条。每一条后面标个价。太监那笔最贵，当着校长的面骂我，五百大洋。嘴巴子三百。红烧肉五十。草蛇一百。军装加墨水八十。其他零碎的慢慢算。”
戴笠的嘴角抽了一路。“老大，这些账……陈赓会认吗？”
“不认？”李宇轩站起来，走到窗边。十一月的上海，雨又开始下了，细细密密的，打在梧桐叶上沙沙地响。十里地外，牛惠霖骨科医院的某个病房里，陈赓正躺在床上，右腿裹着绷带，手里翻着一本鲁迅的书。他不会知道，剿匪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李宇轩刚刚给他的黑历史标好了价。
“不认也得认。”李宇轩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黄埔的账，上海还。”
戴笠站在门口，看着师座的背影。窗外的雨越下越密，上海滩的霓虹灯在雨雾里晕成一片。他忽然觉得，陈赓这回落到老大手里，比落到南京手里还惨。南京最多要他的命，师座要的是连本带利。
几天后，12月初陈赓的腿伤好了大半，能拄着拐下地走动了。牛惠霖骨科医院的牛医生让他在医院再住半个月，他嘴上答应，转头就拄着拐溜出了医院。他在霞飞路附近租了间小亭子间，化名“王庸”，白天窝在屋里看鲁迅的书，晚上偶尔出去联络地下党的同志。
几天前，他刚见完鲁迅。那是他第一次去鲁迅家。鲁迅请他吃了顿饭，听他说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故事。陈赓讲红军拿大刀砍敌人的机枪阵地，鲁迅听得入了神，筷子停在半空，半天没落下。临走的时候，鲁迅把他送到门口，说了一句：“王先生，你说的这些，我想写出来。”陈赓说好，写出来让全国人民都看看。
他没告诉鲁迅“王先生”其实不姓王——他在中央特科当情报科长时化名“王庸”，跟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吃过饭、称兄道弟，兰普逊还托他帮忙抓一个叫“陈赓”的共党。让陈赓抓陈赓，这活儿他接了，抓了好几年也没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