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名还能站立的幸存者，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抬着他们逝去的战友。
一列列覆盖着旗帜的担架，从三架“支奴干”的后舱门缓缓走出。
人群的寂静比刚才的欢呼更加彻底——那是一种被沉重现实击穿的、近乎真空的沉默。
所有表情凝固在脸上，震惊与沉痛在无声中蔓延。
周围只有螺旋桨减速的呼啸声，和靴子踏上混凝土地面时发出的、空洞的回响。
当陈时安和霍尔特抬着鲍比的遗体踏上跑道地面向前移动时。
每一步，都像踩在所有人的心脏上。
人群自动分开，让出一条通路。
士兵们立正，摘下了头盔。
地勤人员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医护人员推着空置的轮床，却没有人上前——这一刻，任何器械都显得多余而冒犯。
只有沉默，只有注视，只有那列缓慢移动的、覆盖着国旗的担架队伍。
陈时安的目光直视前方，没有看两侧的人群。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耗尽一切后的苍白和肃穆。
当担架队伍经过人群时，一名年轻的空军地勤突然抬起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很快，跑道两侧的所有军人，无论军种、无论军衔，全部举起了右手。
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深深的震撼，和一种沉重的哀荣。
对于这些远离故土、在异乡泥沼与丛林中日夜奋战的军人们而言，陈时安在绝境中的拒绝与幸存，早已超越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历险记。
他成了某种可触摸的象征——一个证明了坚持、牺牲与“不抛弃”并非空洞口号的血肉证据。
他的归来，仿佛也带着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胜利与归家那份最朴素渴望的一丝回响。
覆盖着国旗的担架被一一抬上那几辆橄榄绿色的专用卡车。
车门沉重地合拢，发出闷响，隔绝了视线。
卡车缓缓启动，没有鸣笛，没有闪烁的警示灯，只是平稳地驶向基地深处某个被谨慎隔开的区域。
那里有冰冷的存储设施，有负责登记、清洁、整理的专职人员，以及……最终将执行火化的焚化炉。
他们将化为轻烟，盛入骨灰盒，贴上姓名牌，盖上星条旗，踏上返回大洋彼岸的最后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