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你！醒了？”
一个带着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陈时安转动僵硬的脖颈，看到一个穿着护士服、体型壮硕的白人女性站在床边，手里拿着记录板，眼神里没有关切，只有例行公事的冷漠。
“还以为你得睡到明天。”
护士潦草地记录着，“感觉怎么样？能自己出院吗？床位很紧张。”
没有温情的呼唤，没有焦急的亲人。
只有冰冷的效率和催促。
陈时安看向护士，目光已从最初的迷茫变得清晰、冷静。
“我没事。现在就走。”
他必须走。
每一分钟的停留，都在消耗他仅有的、用来活下去的资本。
他撑起身体，拿起那件沾着油污的旧工装夹克。
内衬口袋里，是几张皱巴巴的零钞，付完这周租金后所剩无几。
钱包里躺着一张更皱的纸条，是仓库工头给的，意思是等他好了还能去搬货，日结，现金。
五年了。
原身从十五岁挣扎到二十岁。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
凭借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语言能力，他曾走进中产区那些窗明几净的餐馆。
得到的却是经理毫不掩饰的审视——那目光掠过他黄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随即挂上程式化的微笑：
“抱歉，职位刚满。”
后来他才知道，那些“刚满”的职位，永远会为下一个推门而入的白人面孔预留。
他的肤色，先于那张出生证定义了他在这个社会的坐标。
就连申请救济金时，他也遭遇了同样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