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寒把文件袋里的东西倒在了桌上。
三张纸。
第一张是一份德文打印的银行流水，上面有霞飞路169号德国洋行的公章。第二张是一份手写的人员名册，列着十二个日文名字和对应的德国护照号码。第三张是一张法租界工部局的红色公文纸，左下角盖着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的钢印。
郑耀先拿起那张名册看了几眼。
“这些名字是什么人？”
“日本参谋本部派驻上海的情报军官。”林默寒在他对面坐下来，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他们全部持有德国护照，以德国洋行雇员的身份在法租界合法居留。洋行给他们开了工资单、缴了税、办了居住证。从纸面上看，这十二个人跟日本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东西你从哪搞来的？”
林默寒停了一下。
他把眼镜重新戴回去，镜片反射着台灯的光。
“六哥，你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1930年在东京，我跟Kruger到底什么关系。”
郑耀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1930年秋天，我在东京帝国大学读军事工程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林默寒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叙述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特高课怀疑我和中国驻日使馆的武官有秘密联络，把我从学校宿舍带走了。关在??的一个地下室里刑讯了三个月。”
郑耀先的眉头微微一动。
“三个月的行踪空白。”
“对，就是那三个月。”林默寒的嘴角浮起一丝苦笑，“特高课的刑讯手段你应该清楚。灌水、电击、竹签，第二周开始用铁丝穿指甲缝。第三周把我吊在房梁上，脚下放一盆冰水，每隔三个小时浸一次。他们想从我嘴里撬出中国情报系统在东京的布局图。我什么都没说，不是因为我有多忠诚，是因为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林默寒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但郑耀先注意到他左手无名指的指甲盖颜色发灰，那是新长出来的，底下的老指甲应该是被拔掉了。
“那你怎么出来的？”
“Kruger。”林默寒吐出了这个名字，“MartinKruger，德国驻日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他是我在帝国大学的导师，也是个德国人。他跟特高课的某个高层有旧交情，用自己的外交豁免权作为担保，强行把我从那个地下室里提了出来，把我安排到了德国大使馆的医务室里养了半个月的伤，然后用一本临时的德国旅行证件把我送上了回国的轮船。回来以后大病了一场，左耳听力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
郑耀先沉默了很久。
桌上的台灯嗡嗡地响着，灯丝在玻璃罩子里微微颤抖。
“所以你欠他一条命。”
“不止一条命。”林默寒的语气忽然变得很坚定，“Kruger被特高课事后追究，从东京调回了柏林坐了两年冷板凳。去年他被重新启用，外派到了上海。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手上有一批日方通过德国洋行走私军火和洗钱的核心证据，问我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