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抗战爆发，果党想搞全民动员，却发现基层早已被保甲长们吃干榨净，当年的清党挖掉了国民党最宝贵的群众根基，花了十年时间只是用腐朽不堪的保甲制勉强搭了一个空壳架子。
南昌行营的军事会议散了之后，蒋校长把杨永泰单独留了下来。
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墙上的赣南碉堡分布图还挂着，“南线的碉堡可以慢慢修，北边的冯焕章也让人担忧啊。”
冯裕祥是蒋校长的结拜大哥，当年北伐时他们结拜过。
现在这位大哥在察哈尔竖起了抗日大旗，全国舆论一片叫好，连南京的报纸都在头版登他的照片，可他怎么看都是大哥计划是要复出，是重新拿回他丢掉的地盘和兵权。
他要是真的抗日，当初中原大战就不该反我；他要是真的抗日，现在就该把部队交给北平军分会统一指挥，而不是在张家口另立山头嘛。
杨永泰没有接话。他太了解蒋校长了，每次提到冯裕祥，委员长的情绪都会变得格外复杂。
对其他军阀，无论是阎西山还是李棕人，蒋校长的狠辣和算计都是纯粹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
唯独对冯裕祥，他既忌惮又轻蔑，既仇恨又掺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旧谊。
沉默了片刻之后，蒋校长开始布置对付冯裕祥的具体方案。
他没有指望用军事手段解决，也不愿意在抗日舆论高涨的节骨眼上背上“镇压抗日武装”的骂名。所以要解决冯裕祥，只能靠政治瓦解，靠银弹，靠分化拉拢。
他命令北平军分会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逐个召见热河溃退后流散在察哈尔的各路义勇军中小头目。
这些人大多是原东北军的基层团营长，热河失守后带着残部投奔了冯裕祥的抗日同盟军，但他们对冯裕祥并没有多深的忠诚，只要开出足够好的条件，他们随时可以换旗。
但实际情况比蒋预想的更复杂。那些义勇军头目有一部分并非见钱眼开的投机分子，他们是真心抗日的。
很多人领了银元和委任状之后，回去就把钱和物资上交给了同盟军的军需处，部队依旧留在张家口外围参战，只换了个南京给的空头番号掩人耳目。
蒋校长后来在日记里写到这件事时，罕见地没有发怒，只是感叹“皆不为我所用，奈何”，语气里透着一股深重的无奈。
当然也有真正叛离的。鲍刚、冯占海、李忠义三人收下钱粮后直接率部脱离同盟军，调转枪口参与对张家口的封锁。
而方振武部下的师长张人杰，则是另一种典型，他接受了拨付的整师军费和一批迫击炮弹，许诺接受国军旅长编制，但并没有立刻拉队伍叛走，而是悄悄把南京送来的弹药分出一半补给给同盟军前线。
直到后期局势全面恶化、同盟军濒临瓦解，他才迫不得已率部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