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道，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齐恩铭派人沿铁路线巡查，发现皇姑屯三洞桥附近有日本人在戒严，拉起铁丝网，士兵荷枪实弹，不许中国人靠近。
他觉得不对劲，赶紧给大帅拍电报：“三洞桥一带日军异常封锁，情况可疑，建议大帅改走公路。”
张作霖看了电报，骂了一句：“齐恩铭这小子，轻举妄动，好造谣言。日本人修桥铺路，关他什么事？”把电报揉了，扔进纸篓。
第二道，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当面威胁。那天芳泽又来催签《满蒙新五路协约》，张作霖又用牙疼当借口。
芳泽冷笑了一声：“大元帅，你若回东北，日军将在山海关解除你的武装。”
张作霖猛地站起来，一拍桌子，瞪着眼睛吼：“我不能出卖东北！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泽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走了。
第三道，驻东京的密探急电。五月三十一日，潜伏在日本陆军省的谍报人员发来消息：“据可靠情报，关东军已计划在大元帅回沈途中实施暗杀。手段未明，请务必警惕。”
电报送到张作霖案头，他连看都没看完，摆摆手：“东京那帮人，整天捕风捉影，信不得。”
第四道，身边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的暗示。出发前，町野用日语嘟囔了一句：“大元帅，火车不安全，何不换条路？”
张作霖没听懂，问翻译。翻译犹豫了一下，说：“町野顾问说，火车慢，不如汽车快。”
张作霖哈哈一笑：“慢？慢才稳当。”
町野不再吭声，当天下午就下了车，说是去天津办点私事。他哪是去办事，是去给河本大作报信。
张作霖为什么非要坐火车？说到底，还是不信日本人敢下死手。他跟日本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借过他们的枪，花过他们的钱，翻过脸也握过手。在他看来，日本人再凶，也不过是图财，不至于要命。
再加上他这人对自己的安保有迷之自信。
发车时间改了三回——从一号推到二号，从二号推到三号凌晨，连随从都不清楚到底几点走。
铁路沿线每隔几里就有一个哨兵，全是奉军的精锐。车厢更是从德国订制的防弹钢板车厢，据说步枪打不透，手榴弹炸不穿。他拍了拍车厢壁，冲副官咧嘴：“看见没？这叫铁打的营盘。”
可他不知道，日本人的炸药埋在南满铁路的桥墩下——那是他们的地盘，奉军的兵不能靠近。
六月三日深夜，专列驶出山海关。张作霖靠在窗前，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他换了车厢，从中间换到了第八节。不是预感到危险，是觉得中间太闷。随从拦他，说大帅前面那节凉快，他不听。这个随意的决定，让他多活了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