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是运-7，军用运输机改的，舱内没有客机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灰色的隔音棉直接贴在舱壁上，铆钉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座椅是帆布的，绿色，很硬，坐上去腰杆不自觉地就挺直了。发动机的声音很大，是那种震得人骨头都在抖的轰鸣。
丁平坐在靠窗的位置，透过小小的舷窗往外看。云层在下面，白茫茫的，像一望无际的雪原。阳光从上面照下来，把云层的边缘镀成金色，亮得刺眼。他看了一会儿，眼睛酸了，就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发动机的声音震得他头皮发麻，但他没有觉得不舒服。那种震动有一种奇怪的节奏，像心跳，像脉搏，像某种古老的鼓点。
赵宁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本翻了一半的《边城》，书页被风吹得哗哗响，她用拇指按住，继续看。她的表情很专注，眉头微微蹙着，嘴唇偶尔动一下，像是在默念什么。刘梦坐在过道另一边，已经睡着了，头歪向窗户，嘴巴微微张开，发出很均匀的鼾声。
飞机开始下降了。穿过云层的时候，机身剧烈地颠簸了几下，赵宁合上书，把手按在座椅扶手上。丁平睁开眼睛，看着窗外。下面是一片连绵的山，山很高，山顶上还有雪，白得发亮。山与山之间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峡谷里有河，河是绿色的，绿得像翡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
飞机降落在一个很小的机场。跑道很短，两边是山，飞机几乎是擦着山头下来的。停稳之后，舱门打开，一股冷风灌进来，带着高原特有的那种干燥的、像刀子一样的凉意。丁平深吸了一口，肺里像被冰水洗了一遍。
他们下了飞机，站在跑道上。天很蓝，蓝得像假的，像有人用颜料刷过。阳光很烈，晒在皮肤上有一种灼痛感，但风是冷的，吹在脸上像刀割。远处是一排灰色的营房，营房前面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很高，一米八几，穿着一身迷彩服，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黝黑的小臂。他的头发很短，几乎是板寸，脸很方，下巴很硬，眉毛很浓，眼睛很大，大得像铜铃。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钉在地上的树。
赵宁看见他，笑了。那是丁平第一次看见她笑得那么开。不是那种礼貌的、含蓄的、嘴角微微上扬的笑，是那种从心里往外的、眼睛弯成月牙的、露出两排白牙齿的笑。
“二哥！”她跑过去，像一只被放了绳的兔子。
二哥张开双臂，把她接住，抱起来转了一圈。赵宁的头发在空中散开，像一面旗帜。丁平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二哥把赵宁放下，拍了拍她的头顶，然后抬起头，目光越过她，落在丁平身上。
“就是他？”他问赵宁，声音不大，但很沉，像石头扔进深水里发出的那种闷响。
赵宁点了点头，耳朵红了。
二哥朝丁平走过来。他的步子很大，军靴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走到丁平面前，停下来，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遍。
“丁平？”他伸出手
丁平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大，很粗糙，掌心有厚厚的茧子，像砂纸。他握得很用力，不是那种较劲的用力，是一种习惯性的、不自觉地就会把人骨头捏碎的用力。丁平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微微变形，但他没有抽回来，也没有皱眉。他看着二哥的眼睛，那眼睛很亮，亮得像高原上的太阳。
“二哥好。”他说。
二哥的手松了一些，但没有松开。他看着丁平的眼睛，看了几秒，然后嘴角慢慢咧开，露出一个笑。笑容很野，像狼，像鹰，像那些在高原上独行的动物。
“好！朋友来了有好酒。”他说，松开手，“走，喝酒去。”
二哥的宿舍在营房三楼，朝南，窗户正对着雪山。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桌上放着一瓶白酒，茅台，不是那种市面上能买到的普通茅台，是特供的，白瓷瓶，红标签，瓶口用蜡封着。
丁平坐在椅子上，看着那瓶酒。二哥坐在床上，拧开瓶盖，蜡封碎了一地，酒香从瓶口涌出来，很浓，很烈，像一把看不见的刀，割开了房间里所有的空气。他倒了两个军用搪瓷缸子，每个倒了差不多三两，酒液在缸子里晃着，清澈透明，在阳光下闪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