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想到此处，眉头越锁越紧。
正月初一出生的孩子，在他李唐已算不得什么稀奇事，民间更不会因此大惊小怪，可若是放在汉朝……
他不由得想起王充《论衡·四讳》中的记载。
“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也就是说，汉代民间忌讳养育正月和五月出生的孩子，认为他们会克死父母，所以不能养大，往往生下来就被遗弃。
这在当时甚至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毕竟汉朝盛行“元气”学说，认为正月是一年之始，阳气勃发，天地之间的至阳之气在这一天达到顶峰。
如果孩子在这个时候出生，体内禀赋的“精气”就过于“炽热烈”，会强大到反克父母，导致父母命运不济甚至早亡，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命太硬”，家里“压不住”。
王充在《论衡》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民间普遍存在的四种“大讳”，并逐一批驳。
他特别指出过“正与二月何殊？五与六月何异？而谓之凶也？”
正月和二月有什么区别？五月和六月有什么不同？凭什么说正月、五月出生的就凶险呢？
他还举了孟尝君的例子，以此驳斥五月子杀父之说。
因为孟尝君也是五月出生，而且是被民间认为最为凶险的“五月五日”出生，但他的父母都活得好好的。
不过在李世民看来，实际上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汉代的“元旦”，正月初一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全家要祭祀、团聚、庆祝。这时候母亲临盆、坐月子，会让全家无法安心过年，在穷苦人家更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所谓“杀父克母”的说法，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这种“添乱”行为的一种忌讳化表达。
而到了明朝，这个情况是不是又有所改变？
他既是这样想，也是这般问的。
天幕似乎感应到了他的疑问，画面缓缓变换，新的文字浮现出来。
【明代高濂的养生典籍《遵生八笺》，引用了《云笈七签》的记载：“正月初一是天腊日。”
这是道教五腊日之首，是吉日。
书中记载的正月事忌包括“初一勿食梨”——避‘离’字；“初一不宜同房”等，但完全没有“初一女不吉利”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