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林晓和彭飞到了市委。
楼不高，八层，灰白色外墙，门口两根大理石柱子，擦得锃亮。台阶不高，但很宽，铺着红色的防滑垫，垫子边缘有些翘起来了。两个武警站在门口，身姿笔挺，枪背在肩上，目光从进出的每一个人脸上扫过去。
林晓走上去，被拦住了。
“请登记。”左边的武警指了指旁边的小窗口。
林晓走过去，窗口里面坐着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面前摊着一本登记簿。林晓写了名字、身份证号、来访单位。来访单位那栏他写了“新生投资”。保安看了一眼，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内线号码，说了几句，挂了，点了点头。
“进去吧。三楼，308。”
彭飞也登了记。两个人过了一道安检门，彭飞的钥匙扣响了一声，武警让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放行了。
走廊很长，铺着深灰色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墙上挂着宣传画，有的是廉政建设的，有的是经济发展规划的，玻璃框，灯光打在画面上，亮堂堂的。每隔几米站着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腰里别着对讲机，见有人经过，目光跟着走，但不会一直盯着。
三楼到了。308在走廊尽头，门关着，门上钉着一块铜牌——“书记办公室”。门口有一张小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短发，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穿着深色西装，白衬衫。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台电脑、一个文件夹、一杯水。水是满的，没喝过。
“林晓？”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
“是。”林晓说。
“路书记跟我说了。请坐，稍等一下。前面还有个同志在汇报工作。”
他指了指墙边的一排黑色沙发。沙发上放着几份报纸，叠得整整齐齐。林晓坐下，彭飞站在他身后，没有坐。那个秘书看了彭飞一眼，没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看电脑。
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十一点四十。距离路正明说的十二点，还有二十分钟。
走廊里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很轻，但能听见皮鞋踩在地毯上的声音。有人走过去了，有人走回来了，有人停在隔壁门口敲门，进去，关门。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没有人接电话。整层楼安静得像一潭死水，所有的声音都被人为地压到了最低。
十一点五十五分，308的门开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穿着一身深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文件袋，表情严肃，步伐很快。他经过林晓身边时，看了他一眼，目光没有停留，然后消失在走廊尽头。
秘书站起来，敲了敲308的门。
“路书记，林晓到了。”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进来。”
秘书侧身让开，林晓走进去。彭飞站在门口，没有跟进去。
办公室不大，三四十平米。一张深色的办公桌，桌上摆着电脑、文件、一面小国旗、一个茶杯。茶杯里的水是满的，冒着热气。办公桌后面是一排书架，书架上塞满了书，精装的，平装的，有些书脊已经褪色了。窗户很大，窗帘拉开着，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深色的木地板上，一片暖黄色的光。窗外的城市在这个高度看起来不高不低，能看到远处的山影，灰蒙蒙的。
路正明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
他五十出头，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没打领带，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脸型方正，颧骨不高不低，眼睛不大，但很有神，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像是在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还没有问出口。
林晓走过去，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路叔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