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她第一次登台之前紧张得手都在抖，张玉泉在后台给她递了一杯温水，拍着她的肩膀又说了一遍："别怕，心里头有东西，手指头替你说出来就行了。"
她就这样慢慢从一个瘦瘦小小的、站在祠堂门口攥着米糕不知道往哪儿去的小姑娘，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年评弹艺人。
张玉泉逢人便夸他这个徒弟，说"这丫头比我强，再过两年我就教不了她了"。
日子过得说不上多富裕，但也不差。
张玉泉在苏州评弹行当里有些名气，隔三差五有堂会请他去唱，他去的时候都带着林书娟。
她穿着他托人做的新衣裳坐在台下看他唱，看他在台上眉飞色舞的样子，觉得这个人跟平时在院子里躺在竹椅上晒太阳的那个散漫中年男人完全是两个人。
"师父，"有一次她忍不住问他，"你台上台下怎么不一样？"
"人嘛，总不能一辈子只长一张脸。"他把折扇在她脑门上轻轻敲了一下，"你有几张脸？"
她想了想，数了数："跟你学琵琶的时候一张，自己练曲子的时候一张，上台的时候一张，给你做饭的时候一张。"
张玉泉笑得直咳嗽："合着你就对我没几张好脸。"
"我对你好着呢。"她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转身进了厨房给他热午饭去了。
张玉泉坐在枇杷树底下，听见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声响和她哼着的小调——正是他教她的第一支曲子的调子。
他用折扇遮着半张脸，嘴角藏着笑。
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完第三年就结束了。
那是1937年秋天的事情，林书娟记得那天她出门买菜，回来的时候巷口围了一圈人，有人在低声议论什么。
她拨开人群挤进去，看见自家院门大敞着，院子里那棵枇杷树的叶子掉了一地。
张玉泉躺在枇杷树底下，身上没有血，可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邻居说她走了之后来了几个穿便装的人，问了张玉泉几句话，然后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只听见一声闷响，跑过去看的时候人已经倒了，但她看见其中一个便装从院子里出来的时候，腰间别着一把带着樱花标记的短刀。
张海沫蹲在枇杷树底下，把张玉泉的手捧起来，贴在自己脸上。
那只手温热的触感她再也没有感觉到过。
她把张玉泉葬在了枇杷树旁边。
她说"师父你在这儿看着枇杷树，明年结果了我再来看你"，可她第二年初春就走了。
枇杷树那时候还没开花，她把墙角那棵小苗挖出来带走了，用一块旧手帕裹着根，揣在包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