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不多，每一组都来自各行动组汇总的报告，他只需要把它们誊写到这一页上，排列整齐，就已经够说明问题了。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二百多起，查处治安案件四百多起。
打掉涉恶团伙近十个，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三百余人。
缴获的赃款赃物、被追回的涉案财物价值，合计超过一百万元。
一百万元。程立在这个数字上停了一下笔。九六年的一百万是什么概念？
冷江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四百块钱，一斤猪肉三块五，一辆桑塔纳轿车二十万。
这一百万的涉案财物，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干上两百多年。
而这些钱，本来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矿工在井下干一个月才挣五六百，菜市场摆摊的小贩一天挣三四十，国道上的货车司机跑一趟长途能落个两三百。
那些地痞恶霸从他们手里敲走的每一块钱，都是别人弯着腰、流着汗、冒着风险挣来的。
数字在纸面上铺开，像一张地图，标注着过去十三天里那些被清理干净的角落。
但程立知道，真正的成果不在这一页纸上。
是国道上的货车敢停了，矿区的工人敢走夜路了，镇上的摊位不用交保护费了，老百姓知道公安局的灯亮着。
这些事，报表上写不出来。它们发生在报表的空白处，发生在数字与数字之间的缝隙里，发生在每一个不用提心吊胆的夜晚和每一个踏踏实实的白天里。
它们是老百姓呼吸到的安全，是九十年代腊月冷江街头那些亮起来的红灯笼下面真实的生活。
他合上笔记本，靠回椅背。窗外的天空已经成了暮色。
他看了一会儿窗外，拿起手机，拨了刘国强的号码。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刘国强的声音不急不缓：“程立，严打结束了？”
“结束了。各组的收尾工作已经到位，统计数字出来了，我来跟您汇报一声。”
他把几个关键数字报了一遍，语气平淡，没有刻意强调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刘国强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正式了一些：“程立，这次严打的成果，市局和省厅都看到了。
你们冷江的动作最快，效果最明显。省厅那边年后可能会安排一次表彰，你心里先有个数。”
他顿了一下：“张维军这次表现突出，市局准备给他报个人三等功。
罗建平在刑侦那边的积案清理，也一并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