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冯玉详又垮台，于右任被俘，一直关在牢里，吴行忙得没空搭理。
这回旧事重提，吴行叫副官：“把于右任提出来，带到督办公署。”
毕竟在北洋眼里，于右任就是标准的“叛匪头子”。
不杀他，已是天大面子；想无罪释放？门儿都没有。
之前也有陕西籍的军官、乡绅，悄悄来递话，希望网开一面。
吴行一律没接茬。
像于右任这种有民望、有资历、有笔杆子的人，杀不得，也用不得。
当年张作霖签了字，把李大钊先生送上绞刑架，白纸黑字进了史书，成了抹不掉的污点。
张大帅那时压根不知道李大钊是谁，手下报上来只说“赤色分子”，他随手一划，人就没了。
吴行可不想步这个后尘。
杀于右任，换不来半分实利，反倒惹恼士绅、寒了旧靖国军旧部的心。
他盘算好了：不如“养”起来。
没过多久，于右任被带到公署。
他留着一把长胡子，瘦得脱了形，五十上下，穿件洗得发白的文士褂，肘弯和袖口还打着补丁。
历史上，这人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后来还在国民政府过渡时期干过事。
“伯循先生，久仰大名。”吴行对他还算客气——对这种民间公认的“活招牌”，面子该给还得给。
“吴督办。”于右任抱拳，微微颔首。
二十出头就坐镇一方，这份脑子和胆气，确实不是盖的。
“先生请坐。”吴行唤来副官，“泡杯茶。”
“茶就不必了。”于右任抬眼直视，“吴督办若是劝降，免开尊口；若是要取我性命，这颗脑袋，您尽管拿去。”语气平静，眼神清亮，像随时准备踏进鬼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