瑾身殿陷入争执之时，邹元标再次开口。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豁达，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陛下、诸位同僚，老臣当年因反对江陵‘夺情’，受杖贬官，残此躯壳。
若论个人恩怨，老夫比他人更有理由诟病于江陵。”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
“然则，数十年来，观朝政之弛张，边事之成败，老夫常自思之。
江陵之法，虽有弊病，然若非其后人亡政息，诸多良法废弛。
我大明何至于万历年后期国库空虚、边备废弛到被建奴压制？”
他抬起头，目光望向殿外，目光仿佛穿透时空：
“为国者，当以社稷苍生为念。
张江陵之功过，三七开也罢，四六开也罢。
其强公室、杜私门、实国库、强边防之志业，于国是有大功的。
若因一己之私怨，或拘泥于小节，而全盘否定其于国有利之作为。
非君子坦荡之道，亦非谋国之忠。”
邹元标的这番话，如同重锤敲在众人心上。
连当年受害最深的他都能够跳出个人恩怨，从国家大局出发重新审视张居正。
这让高攀龙等人一时语塞，陷入了深思。
朱由校静静地听着这场高质量的辩论，心中暗自点头。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引导这些品行无亏但过于固执的东林领袖，更全面、更务实地看待历史和政治。
孙慎行缓缓点头，似有所悟：
“邹学士胸怀，令人敬佩。
如此看来，或可先行下诏，为戚少保彻底平反昭雪，大彰其功。
至于江陵公……或可令史官据实直书其功过，由后世公论。
同时，陛下可下旨，肯定其改革图强之初衷，择其法之善者，斟酌沿用。
如此，既不违礼法大节，亦能取其经验，用于当下。”